军人的秘密和战争的回忆（下）

我站在落地窗边，伸展四肢，暂时和上午的工作告别。说实话，比起坐办公室我更喜欢带狙击训练班儿或巡逻散步。然而工作不论做与不做，总是那么多，堆在桌上，面目可憎，现在不做，晚些时候就会落得贝卡那样的下场－－加班到凌晨几点的补充资料，还要忍着敏斯基刻薄的吹毛求疵。

“如果可以，我建议您购买一本儿字典，不用太贵的，最便宜的基础版足以满足您的需求了。”

“很好，中尉女士。我只有一个问题，请问为什么同一个士兵的名字在第一周和第四周的报告里分别出现两种拼写方式，我们亲爱的恩里克·舒辛缅科的名字里到底有没有H？”

这样的事儿数不胜数。如果只是单纯地指出问题我想我们其实不会太介意，可敏斯基从不满足于单纯的提出建议，而是要用自以为幽默的修辞来掩饰恶意，阴阳怪气，夹枪带棒。用伊格洛夫的话来说，“就像在蛆上撒了糖”。

敏斯基很久没来找我了。他尝试过送鲜花，写道歉信，恳请我原谅他的冒犯。我认为他并非真心忏悔，而是担心我在抱怨时毁了他伟岸严肃的形象。

我打了个响指，格略科赶忙站起身，文件顺着腿滑倒沙发上。他甚至没来得及放下粘了一半儿的信封，三步并作两步站在我身边，掏出右口袋的香烟，双手递上一支，接着为我点燃。

“这是这周的第几根儿？”

“第七根儿，长官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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