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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端起枪,像瞄准一样追随埃里希的行动路径。他走过勾肩搭背,刚结束训练的新兵,被吹口哨也不为所动;走过两个行色匆匆,头也不抬的顾问。走过那个因为偷东西被扒光衣服拴在操场上羞辱的年长战俘时埃里希停下脚步,几乎要回头看一眼。我有些希望他停下,辨认出那个不知名的男人是他的朋友或是亲戚,然后抱头痛哭,为两人殊途同归的厄运。可惜这样的幻想实在过于俗套,埃里希抬脚向前,没有再做停留。午餐时间,连绵不绝的人如潮水涌向餐厅和瓦耳塔监区的门口,唯有埃里希逆流而行。他太醒目了,战俘有营服,士兵有军装,少数几个能自行选择的顾问也不约而同的选择在午餐时刻套上棉袍保护自己,只有他,穿那件灰色外套,在灰暗的棕褐色,黑色和深蓝色的海洋里像一只白化小动物,被人流自动隔离开。他总是这么格格不入。我假装狙击,扣动扳机,嘴里发出子弹出膛的声音。我不断瞄准,开枪,在埃里希不知情的情况下将他反复处死。他无法逃离狙击镜头的方寸束缚,像一只被囚禁在玻璃瓶中的蝴蝶。埃里希踟蹰蹒跚,对自己已成为猎物的危险处境一无所知,一如多年前那场命运般的对抗。那是莫里索夫战役结束前夕,天气和今天一样潮湿阴沉,太阳溺死在湿漉漉的云里,埃里希·克莱茨和他的第十六装甲部队驻扎在库卢涅克森林边,准备下一场进攻。他们死了快一万人,我们死了三万。我趴在一堆树叶里,满脸泥土,身体尽量伏低,呼吸保持在半口气,安静到甚至不会惊动从我手背上爬过的天牛。他们不能发现我,我已经和身下的土地融为一体。
起初我只看到埃里希的背面,四肢修长,身型偏瘦,紧紧包裹在蓝灰色的制服里。他没有带帽子,而是将它夹在腋下,露出后脑勺梳理整洁的深褐色头发。他整个人都是紧绷的,背挺得笔直,胳膊和腿都维持着相当严谨的姿势,以至于我开始怀疑难道卡扎罗斯有规定的“手持帽晨间闲谈标准姿势”?我暗自祈祷他快点转身,一方面好奇他的外貌,一方面也因为我需要尽快确定军衔,以便决定射击顺序。
他转过身,果不其然,为保证安全,男人的军衔被布块儿遮盖。我有些恼火,只好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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