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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姐努力向我挤了一丝笑:“我没事,你先回去吧,厂长不定期巡视的,两个人都不在岗上,全屋可要跟着挨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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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努力夸大了自己的不安的,接收到她一个肯定的眼神后,半退半挪地向车间移动,进屋后发现正撞枪口上了,厂长还没开始训斥之类的,但现场气氛实在焦灼。
好在红姐随后赶到,事情说开,厂长见我刚来两天,没有深究。
午休时我从只言片语拼凑出,红姐的丈夫是个毒枭,近几年进局子了。红姐知道毒品不是好东西,原想劝丈夫干点别的,她说:“你若偏要这样,我也和你吸毒,看看有什么不能戒的!”就这样,她被毒瘾折磨,用过各种疗法,现在还时不时地难受。
还有关于厂长的,他原先在村里种罂粟,作为毒品团伙中的末流人员,收入仅够温饱,后来不知得了什么人指点,用他家适宜耕种的田地换了更大的地方兴办工厂。
以村中人对外界的排斥及当地贩毒势力的复杂性来看,外人“遥控”工厂的可能性不大,但厂长几乎没有离开过村子,药物生产技术是如何引进,成品又是通过什么渠道流通出去了呢?
晚上我借口找食堂,没有同大家吃饭,以车间为单位的密集型生活方式,基本等同于互相监视。外面有消息说现在村镇间施行封禁政策,旅游景点或是大型娱乐设施一律关停,山外的仿古小镇撤空了,车间今天凑在一起就是因为这个,要结伴去逛一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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