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餐后回到自己房间,不打扰我妈在股市里平步青云。
坐在书桌前,我在已经写满的信纸后面又加了几段,把我最近到手的几项重要资讯都写上去后才将信纸装进信封,并用封蜡封好。
比起那些我听五遍都没听明白的电子加密系统,我还是偏好传统的方式。
但传统也有坏处,像封蜡就耗时久还手续繁琐,非常考验我的耐心。
让妖异的橘红色火焰点燃蜡烛后,我把蜡粒放进融蜡匙,慢慢等着蜡粒融化。
等待的时间很长,长到足以让我好好思考是否要把这封信寄出去。
我太清楚这封信会把我捲进多复杂的事情里,但我也清楚这封信对于收件的陈怀驥来说有多重要:他太需要一场翻身仗来证明自己。
融化的蜡粒烧出一阵烟,把我的思绪带到十八岁那年。
那是我第一次跟陈怀驥单独说上话。
那天的天空蓝得一望无际,连云都没有,阳光热得很直接,陈怀驥跟我站在没有人的走廊上,他斜倚在红砖墙,有种可以轻松把世界踩在脚下的肆意。
他无可无不可地读着我写的申论题答案,「……殖民地菁英很不爽殖民母国的统治,所以团结起来,这就是共同体。」
然后他抬起头看着我,似笑非笑,「你不觉得你的答案太简短了吗?而且学术圈会用比较斯文的字。」
「我的答案有错吗?」我挑衅地望着他,一墙之隔的教室里都是埋首写考卷的学生。
那些学生都是全国成绩最好的一群人,而陈怀驥是那些人的老师。
他是南泽政治系的教授,而我只是个来旁听的学生,刚刚高中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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