般的清越的歌声,加上灰蒙蒙的天色和如烟似雾的细雨,气氛沉重到了极点。
而凶肆老板却是兴奋极了。当时长安的凶肆,一共两家,东市、西市各一,在业务上互相竞争得厉害。因为郑生的哀歌,使得两家凶肆有了可以比赛的内容,于是就约定在天门街上唱哀歌一比高低,输者罚款五万。据《李娃传》的描写,比赛的场面真是盛况空前,“士女大和会,聚至数万……四方之士,尽趋赴焉,巷无居人。”最后当然是没有郑生加盟的西市凶肆老板乖乖地交出赌金,溜走了事。
李曜今番前来,自然不仅仅是为了王博士的死,王博士之死固然是一件大事,李曜很用心地打算亲自来安排,另外他也是为了自家牺牲的十二名家仆脚夫,这些人虽然只是仆役,但既然是为了帮助李元审“平叛”而死,理所当然应该得到厚葬。
李曜亲自前来,一方面是为了显示郑重,一方面也是为自己扩充眼界。要在唐末这个时代混,如果不弄清各自礼节,稍不留神就可能得罪人,那可不是他这个曾经的供销处长的风格。
据《新唐书》杜佑、李吉甫、白敏中、韦挺等传,以及《通典》、《唐语林》等书的描写,唐朝的葬仪特别讲究排场,甚至讲究得“吊者大悦”。寻常人家死了父母,先不服丧,等一切场面准备好方始发讣;到了下葬的日子,亲戚朋友都来执绋死者入土为安,活人痛饮一场,名为“出孝”。
而王公贵族人家办丧事,那又大不相同。出殡时,几里路长的仪仗执事、明器、假人假马;朱丝彩绣的灵车,各色各样的丧乐,还有专门唱给观众听的哀歌,凡所应有,无所不备。此外,亲友进行的路祭,可能比丧家的仪仗更能吸引观众。丈把高的纸糊的房子,内中安置着用面粉捏成,栩栩如生的假人、假花;数十尺高的祭帐以外,还有雕金饰画的大祭盘,盘中刻木为戏。
在葬礼这件事上,最有名的一次是范阳节度使送太原节度使辛云京下葬的祭盘,戏文是《尉迟恭突厥斗将》、《汉高祖鸿门大宴》,机关操作,人物都能活动;披麻戴孝的辛家子弟,都止住了哭声,拉开白布孝帏,看得出了神。看完,辛云京的大儿子说:“祭盘好得很!赏马两匹。”
正因为唐朝的大出丧是如此地奢靡华丽,所以“祭器”、“哀歌”亦可展览比赛,招引游客。这种社会风气骤看起来好象荒唐滑稽,不近人情;但如深入地去了解唐朝中叶人民富庶的情形,就会有这样一个了解:富裕悠闲的生活,养成了人民异常开朗乐观的性格,以致于丧葬凶礼、哀乐哀歌,亦可转化为一种娱乐。这也是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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