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际操作中的可行性并不大,抑或是不具备现实条件,抑或是有其它人为因素在作祟。嫡子在历代君主总数中的比例更是很小,如秦汉两朝皇帝中仅3人为嫡出,宋代仅3人,明代仅5人。
就中国古代而言,为争夺最高统治权而弑父杀兄之风以南北朝与隋唐五代时期最盛。这主要是由于北方少数民族的继承制度是依照“森林法则”弱肉强食,能者居之。而中原人则习惯于奉行出身和血统为主导的继承方式——嫡长子继承制。在民族大融合的背景下,两种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便引发了较长一段时期中,继承制度在实际操作中的摇摆,其表现是非正常化的统治阶级内部的皇权过渡。
自隋开国至“让皇帝”李宪所生活的年代,对皇位的争夺就没有停歇过。隋代文帝朝的太子杨勇与晋王杨广,唐代高祖时的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太宗朝的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其显著特点便是嫡长子的继承地位受到了非嫡长子的挑战,其结果也往往是太子被废,另立储君。
“储副,天下公器,时平则先嫡,国难则先功,重社稷也。”这是李宪自己对辞让太子之位原因的官方解释。其中这“功”由来源于对兵权的掌控。依照“君之嗣适,不可以帅师”的惯例,作为储君的他们不能拥有兵权。最初是出于对储君自身安全与国家安定统治的考虑。而渐渐的,对功臣将领的不信任使得兵权转移到了非嫡长子子嗣之手。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的他们就有了与合法继承的嫡长子竞争的筹码。功高震主,声名远播之时,二者的矛盾也就激化了,或多或少都会产生些利益冲突。
本应依照上述定论发展的储位之争,在李宪与李隆基之间却失效了。没有兵戎相见,争斗结党,而是平静异常,兄友弟恭,甚至相互谦让。也许是30年的世事变迁使李宪已经看惯了这一次次历史悲剧的重演,开始了对历史的反思。这就不能不谈及李宪超脱这种历史宿命的特殊性。
李宪不仅是嫡长子,而且还有着两次被立为皇储的经历。“文明元年,立为皇太子,时年六岁。及睿宗降为皇嗣,则天册授成器为皇孙。”虽然,就这点而言比起李隆基有很大优势,但这两次都是武则天定立李宪为皇储的。例如,天授元年,武则天称帝,改国号为周,“以皇帝为皇嗣,赐姓武氏;以皇太子为皇孙。”李旦变成了“武旦”,李成器也就变成了“武成器”。作为其祖母武则天法定继承人的李宪还曾有过姓武的经历。在反武势力夺得政权的当下,这两次的储君经历自然就很少有人提及了。加之自隋唐开国至李宪所处的时代,对于非嫡长子继承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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