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节

见报纸遍载袁、李往来函件，知事机已泄。清政府遂密授意与吴、续二人，阳为查办致乱之原因，以了此局。

“朝鲜具疏告变，帝命吴大澂为朝鲜办事大臣，续昌副之，赴朝鲜筹善后。日本亦派全权大臣井上馨至朝鲜，有兵舰六艘，并载陆军登济物浦，以五事要朝鲜：一，修书谢罪；二，恤日本被害人十二万元；三，杀太尉林矶之凶手处以极刑；四，建日本新馆，朝鲜出二万元充费；五，日本增置王京戍兵，朝鲜任建兵房。朝鲜皆听命，成约。”（《清史稿》卷三一三）

第三节中日天津之谈判

日政府以清此举虽中止，而袁久驻韩终必为患，于是派伊藤博文为全权大使，西乡从道为副使赴清廷，大旨约请彼此撤退驻兵，并请清查办擅杀日人民之弁兵，共保东亚和局。

光绪十一年四月，日全权大使会李鸿章、吴大澂，于天津谈判。李、吴谓日竹添公使不应带兵入宫，擅杀韩大臣。日两全权大使谓袁世凯不应先行开枪，并纵兵妄杀日商民。李、吴袒袁特甚，彼此互辩不屈，议将决裂。逮十八日，清忽变计，容日要求，结彼此撤兵条约，所谓《天津条约》者是也。约内载明互撤驻韩兵，将来遇有派兵事均须先行知照。条约结后，在表面观之，两国感情系已融洽，究之实有不可已之势。盖清始欲用袁谋以图韩，兹不但不能遂欲，而转受人牵制。在日本以清政府欲谋朝鲜，有唇亡齿寒之忧，须臾不能去。故日君臣上下自此益加意提防。两国交际上有此种种触绪，加以朝鲜藩属问题未能解决，遂生出以后之恶感。

“（光绪）十一年正月，日本遣其宫内大臣伊藤博文、农商务大臣西乡从道来天津，议朝鲜约。帝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副以吴大澂，与议。谕曰：‘日本使臣到津，李鸿章熟悉中外交涉情形，必能妥筹因应。此次朝鲜乱党滋事，提督吴兆有等所办并无不合。前据徐承祖电称，日人欲我惩在朝武弁，断不能曲徇其请。其余商议各节，务当斟酌机宜，与之辩论，随时请旨遵行。’三月，约成，鸿章奏言：‘日使伊藤博文于二月十八日诣行馆会议，当邀同吴大澂、续昌与之接晤。其使臣要求三事：一，撤回华军；二，议处统将；三，偿恤难民。臣惟三事之中，惟撤兵一层，尚可酌允。我军隔海远役，本非久计，原拟俟朝乱略定，奏请撤回。而日兵驻扎汉城，名为护卫使馆，今乘其来请，正可乘机令彼撤兵。但日本久认朝鲜为自主之国，不欲中国干涉，其所注意不在暂时之撤防，而在永远之辍戍。若彼此永不派兵驻朝，无事时固可相安，万一朝人或有内乱，强邻或有侵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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