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节

集成团，必能得力。观裕禄前出禁拳匪之告示，后上保拳匪之奏折，先后判若两人。其所以然者，恪遵廷谕也。然有此种种敕旨，为中国之疆臣者真难于设施矣。而袁世凯适当义和拳发起之地，其难更有甚焉。虽然，尤不仅此也。京津拳匪蜂起，山东亦闻风相应。袁所练之各军队皆分扎各州县，屯驻防范。忽奉廷谕云：

袁世凯着率领所部，迅速来京勤王。（中略）此旨著裕禄转传，毋稍迟误。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袁之军队，自训练以来，皆取法外洋，服饰器械，以至号令一切，毫未沿用清军旧制。时山东人民见袁军人，辄呼曰“二毛子”以其衣服短小似洋装也。。至是欲其全行改变，岂仓卒所能办？袁世凯之难，其一也。煌煌谕旨，命其北上勤王，不去则显违明诏，以臣子而不赴君父之难，岂君主专制政体之所能容？去则以数千兵焉能当八强国之劲旅？且袁为义和拳之公敌，时正恶焰嚣张，绝不能为若辈所容。明明步许景澄、聂士成之后尘，同归于尽。其难二也。

故当庚子五六月间，为袁世凯生平最困难最危险之境遇。而袁虽奉到廷谕，仍诿以军报不通，藉故延宕。其左右人有为之忧者，告以利害，袁若罔闻。斯时京律一带，哄传袁为汉奸，欲据山东而自立，袁亦若未闻也。加以裕禄受义和拳之愚，捏造战捷，并夺回大沽皆义和拳、红灯照之神力，均信为真，电告袁世凯，嘱其转告东南各督抚。袁接此种军报辄付一炬。当此时也，不仅顽固党不知袁之作为，即袁之左右亦不知袁之用意。凡由北避乱至山东之官绅，莫不劝袁勤王，袁概置之不理。惟剿灭山东之拳匪不稍懈怠。

至六月中旬，各国联军齐集，天津危在旦夕。裕禄不得已，遣道员陈以培至山东乞师。袁谓陈曰：“寿帅以义和拳神术广大，今何至此？既要山东出兵，又何不请旨施行？且亦宜先行通知，使我可预备一切。现上谕禁止军队洋装，以未接明谕，不敢擅改。果尔，我所练新军皆属洋装，焉能北上？”陈知其一意支吾，不得已效申包胥乞师故事。袁曰：“公勿尔，山东旧制营兵，只夏辛酉十营，当派其北上赴援。”

实则此时云、贵、四川勤王之师，均已北上，有一战而北者，有不战而溃者。山东与京、津最为密迩，岂有未接上谕之理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