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一些人集中在我们牢房,大概有十五六人,看守员杨钦典来告诉我们,说他们(指伪二处抓过的炫)立即要到渣滓洞去,现在有机会可以冲出去,他愿意帮助我们。(据说此人是由王朴、陈然、刘国鋕、罗广斌利用特务内部矛盾争取过来的,解放后曾由当时市委或军管会送给路费,遣返回他原籍。)并设法给我们一些枪支弹药,后又在我们牢房外向我们说,枪弹没有,他设法找一斧头给我们打开牢房。又说,除罗广斌一人押运台湾外,其余的人都要处决,并与我们留有暗号,在楼上踏脚三下,你们就冲出去没有脚声就不要动。这时我们就听到渣滓洞那个方向有密集枪声,判断那边一定出了事。深夜,我们听到楼上三响脚声,罗广斌立即对我们说:‘我是共产党’,他带队去前头,一个年轻的人照顾二三个老年人,排成单行走出牢房。……刚走出大门,就听到坡下的人问‘什么人 ?'…'不知是谁答复的‘二处的’,又问口令,就没有人答上了,立即从坡下就有人开枪向我们射击,我们十几人在黑夜里被打散了。……我在一个山洞里躲了二天。29日晚上我才从南开中学(现第三中学)后来走到沙坪坝我一个远房兄长那里。”杜文博又回忆说:“27号前几天,我们从特务的行动,如清理图书、档案,神色慌张,并把我们的头发剃光、不放风等现象,以及从杨钦典手里给了罗广斌一点报纸,和他给我们透露的一些消息中,知道重庆不久快解放了,我们曾公开向另一位姓宋的特务说,要他协助我们出狱,他答复我们‘上面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我们向他担保以后负责他的生命安全,但没结果。解放后,此人被捕枪决。杨钦典是承认帮助我们的,此人遣返回原籍后,就不了解了。解放后几天听看守员杨钦典告诉我们,原来特务的计划是要陆续处决白公馆的人,再处决渣滓洞的人,时间比较长。因听说解放军从各方面包围了重庆,才恢复原先的计划,因渣滓洞的人多,所以要集体屠杀,后又用煤油毁尸,27日晚上,因他们要赶快在渣滓洞处决二百多人,所以有这个空隙时间,我们才脱险。”
杜文博解放后长期在民革重庆市委工作。他为宣传烈士精神做了许多有益的社会工作,他与刘德彬、郭德贤、孙重在重庆与第29中学与该校的老师一起共同开展了“红岩班”的创建活动,广受群众欢迎。
另一位脱险者毛晓初这样回忆他及罗广斌等人脱险的经过:
“1949年11月27日,晚上,大约到了十一点钟光景,特务突然停止了提人出去枪杀,直接把各囚室还未提出枪杀的集中到二号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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