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为什么叛徒“甫志高”的原型人物蒲华辅这样一个真实的叛徒,最后其实是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比“江姐”的原型人物江竹筠还早十几天时间就被敌人杀害了;
为什么当时的重庆地下党中职务越高的领导干部在被敌人逮捕后当叛徒比谁都当得快,而且好几位后来都成为了丧心病狂残害革命者的特务分子;
为什么在许多普通党员印象中那些平时“唱马列主义调子”比谁都高、大道理一套又一套的“最革命者”,到了敌人的监狱和“老虎凳”面前时,却经不住一顿酷刑严打而当了叛徒……
“11·27”大屠杀和重庆地下党如此惨痛的教训,曾是狱中共产党员们思考最多、最深的问题,这也是“江姐”、“许云峰”等共产党员在牺牲之前最想向组织反映的问题。为此,他们经过了漫长而周密的思考与准备后,认为当时最有可能出狱的罗广斌可以代他们完成这一用“血的教训”换来的使命,因而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通过各种途径,最终形成了凝结集体智慧的一份“向党汇报”的宝贵材料——这就是罗广斌在创作《红岩》之前、于1950年初就向组织秘密上交的这份题为《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这一极其宝贵的《报告》,是我党罕见的重要文献,因为它是那些在敌人监狱里的共产党人对自己的组织内部所出现的问题的思考和反省。虽然它真正让我们了解它基本内容的时间才仅仅几年时间,然而在笔者看来,它的价值其实远比《红岩》小说要重要得多。
罗广斌出狱后的第28天便抑压不住内心的悲痛和肩上的责任,开始进行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这就是那些已经牺牲了的狱中同志们嘱托他代向组织提交的这份《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下简称“报告”)。
据那些从监狱里脱险的同志介绍,当时关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共产党员们面对地下党领导人的变节、投降而造成那么多党员及革命同志被捕和带给党组织的毁灭性破坏,心情无比悲愤与痛苦,同时对地下党个别领导下在敌人面前屈膝救荣、卖身投靠既震惊又愤恨,由此对党的建设和事业发展产生了万分担忧之心。在狱中,他们一方面为新中国的成立而欢呼,同时又为自己不能活着出去迎接如红日升起的新中国而感到痛苦与悲伤。他们在明知敌人一定会杀害他们的最后时刻,并没有忘了还有最后一份责任,这就是要向自己的党说说“心里话”,这心里话集中起来就是:自己的党必须保持组织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此,他们在狱中秘密地下党组织的动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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