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的问题,面目是灰色的,但思想是健康的。另外则通过“读者信箱”和发展“社友”等办法来联系读者。对重庆的读者,我们以“《彷徨》社友”的名义,组织了一些小型读书会,发展了一批进步青年。当时这个杂志在职业青年中很受欢迎,很畅销。
《彷徨》这个颇为“海派”的杂志,却很得《新华日报》的支持。就在创刊的时候,1947年1月3日,《新华日报》在刊头下免费登了一则大幅广告,广告上是一个大“?”,下面说:“你在彷徨吗?你感到苦闷吗?请试读《彷徨杂志》——它将给你解答和鼓励。”这幅广告很新颖醒目,当时《新华日报》很少这样处理。过了两天,《新华日报》又在刊头下登了《彷徨》第一期的要目。同时,在“《中央日报》”、“《扫荡报》”上也照这样登广告。
这时,参加办《彷徨》的人比较多,核心分子有三个:一个是陈然,管“读者信箱”,联系读者;一个是刘镕铸,因他在开明图书局工作,就兼管发行;再就是我,和过去办《科学与生活》一样,是主编。此外,有吕雪棠负责美术装帧,还有吴子见(原名吴盛儒)也参加了编委工作,他是周力行介绍来参加《彷徨》的。这几个人都和后来办《挺进报》有联系。此外,如向洛新等也是编委,后来他们成为市委机关刊物——《反攻》的骨干分子。其他还有搞会计、出纳、校对等等工作的,都是由“《彷徨》社友”中的积极分子来承担。
《彷徨》出了两期,到1947年2月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被封闭撤回延安去了,我们和上级领导断了关系。怎么办呢?我们商量,反正《彷徨》是“灰色”的,上级叫我们长期隐蔽,我们就按原方针坚持下去。当时,我们通信是在邮局租的信箱,不用地址。3月间,从信箱内收到一卷从香港寄来的新华社发的油印新华通讯稿。这时的重庆一片乌黑,尽是“中央社”、“《扫荡报》”消息,延安也失守了,悲观情绪很重。看到新华通讯稿讲解放区战场如何如何取得胜利,大家可高兴了。我们几个核心分子互相传看后,刘镕铸主张把它翻印出来往外传。但通讯稿太多,也不好都翻印,就由我来摘编。这种通讯稿也不是经常收到,有的被邮检检掉了,据说当时香港新华社对所有公开报刊,不管进步的,反动的,一律都寄,这样不像是专门寄给我们的,可以避免敌人的注意。有时我们收到的是夹在香港黄色报纸里寄来的,到后来连《群众》周刊也偶尔收到过。每收到这种“通讯稿”后,就由我摘编、刻印。这时,这个“小报”没有名字,印得很少,我只留几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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