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胜利看成是自己的胜利,这样的信念就是后来我被捕后经受住考验的精神支柱。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妈妈打开装有一层咸菜的坛子,从里面取出一本一本的书,我们全家就围在一盏小油灯下,兴致勃勃地读起来。我最爱看的是一些介绍解放区生活的故事书,这些书把我带进了一个崭新的天地,我对书中的生活羡慕极了。哥哥们读的是,《大众哲学》之类的书,我常听到他们争论“人是不是都自私”、“人不为已天诛地灭对不对”等问题。在我们激烈争论的时候,妈妈总是全神贯注地听,但她不轻易发言,结论总是由我们自己得出来的。妈妈就是这样循循善诱地引导我们逐步提高革命觉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48年,解放军即将横度长江的春风传来,家乡人民受到极大鼓舞,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人民的镇压也更加疯狂。这一年的春天,有一天,妈妈和我们闲谈,当我们憧憬着美好的未来,设想着和阔别的爸爸欢聚的时候,妈妈轻声而意味深长地说:“那时候,如果能剩下永义和叶芸,我就很庆幸了。”这时候,我已经明白妈妈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随时有生命危险,但是二哥什么时候也被算在她那保有住脑袋的一伙中了呢?我只是瞪着眼睛看看妈妈,再看看二哥。妈妈笑笑说:“我们家多一个掉脑袋的了。”不用再打听,二哥已经把他的理想付诸实践,投入轰轰烈烈的两个阶级的生死大搏斗中去了。
同年五、六月,形势逐渐紧张,反动派大批逮捕共产党员。我妈妈自然是他们的大目标。晚上听到哪里狗叫,哪里就有人被捕。我为妈妈和二哥提心吊胆。黎明前的沉沉黑夜,要多少人付出生命的代价才能迎来灿烂的曙光啊!
8月2日晚上,妈妈化装回来,说二哥被捕了,教我们有人问时应如何对答。八点多钟,外面有人敲门,说是清查户口。妈妈从后门逃出,我去开门,冲进来十几个持枪的国民党匪兵。他们搜查了一阵,没有发现妈妈,就把大哥、张淑珍(二哥的未婚妻)和我投入了监牢。
入狱的第二天晚上,两个国民党匪兵传我去审讯。他们用枪顶着我的后背,经过黑森森的小道,走到县衙门后面的参议院里。一进门,就听到一阵惨叫声。这分明是妈妈的声音啊!我拼命往里冲,一只大手把我抓住推到了旁边的一间屋子里。过了一会才让我进去,在走廊里,迎面碰见我大哥,他一瘸一拐地从我身旁走过,眼睛里射出愤怒的光芒。等我走进屋子,却见了妈妈。两个审讯官对我用了刑,问我家里来过什么人,但终于问不出什么情况,其中一个把枪往桌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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