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工作,也好照顾孩子。可江竹筠坚决拒绝,说:“这条线的关系只有我熟悉,别人代替有困难。请党相信我,我要到老彭牺牲的地方工作。”
临委拗不过她,也尊重她的意见,鉴于彭咏梧牺牲后的确只有她最熟悉下川东农村这条线上的各种关系,决定让她再去云阳,到汤溪工委帮助李汝为、赵唯工作,那里已成为整个下川东武装斗争的重点地区了。这是江竹筠在非常时期的一次义无反顾、赴汤蹈火的抉择。她知道,这一去,就可能像丈夫彭咏梧一样牺牲,再也难以回重庆了。就像她对挚友何理立说的那样,“此去已有了赴死的决心”。
1948年2月中旬,春节还没过完,江竹筠就轻装上阵,连被子行李都没带,只怀揣着从谭竹安那儿拿的那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便离开重庆,乘船去了万县。
也巧,就在江竹筠去万县不久,彭咏梧的原配夫人谭正伦就带着与彭咏梧所生的儿子彭炳忠到了重庆,又从蒋一苇、陈曦夫妇手中接过只有一岁零十个月的彭云。虽然阴差阳错,江竹筠一直没能见到她渴望能见到令她尊敬的彭咏梧的第一个妻子幺姐,但彭云这根纽带,却始终将两颗女性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江竹筠此次一腔热血来到下川东,准备在丈夫准备的地方,重新举起暴动火炬,与敌人展开一场殊死战斗。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暴动地区的风声很紧,组织上告诉她暂时不能去老彭工作过的地方。尤其是下川东工委书记涂孝文等曾对江竹筠的工作有过几种考虑,甚至想派她和卢光特经宜昌去大别山解放区,引一支部队进入两巫,但都因为条件未成熟搁置下来。
江竹筠暂留万县,等待组织上的安排。等待着的日子,是孤寂的。她活得不太快活,也不太悲伤,当然有时也不禁凄然为死了的人而流泪。更多的时候,江竹筠把内心的痛苦深藏起来,不让她的同志们有丝毫的觉察。她默默地承受丧失亲人的痛楚,她无法从情感深处排遣自己的哀伤,她强抑着烦闷和痛苦,一封接一封地给重庆的谭竹安写家信,委婉地交流自己的感受,得到一些慰藉。
在万县的日子里,她一共给谭竹安写了七封信。这些信里,流露出她对战友、良师、爱人彭咏梧的深深怀念:
……由于生活不定,心绪也就不安,脑海里常常恼着一些不必要的幻想、他,是越来越不能忘了……
……四哥,他是完了,“绝望”了,这惨痛的袭击你们是不会领略得到的,家里死过很多人甚至我亲爱的母亲,可是都没有今天这样叫人窒息得透不过气来。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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