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她的出现,因为当时她站在仅离“周公馆”大门只有一米来远的地方。只要轻轻跨一步,就可以进院子里。那里面有她敬爱的首长,有她亲爱的同志……但张露萍就是没有进去,连看都没看一眼便折身走了。她身后跟踪的特务们只得失望地跟在她身后也远远地走了。对此情况,雷英夫同志后来回忆分析道:“我们当时判断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她很坚定,什么也不承认,特务机关没有办法,就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手段,把她放出来,看她跟谁说话,看她到底进不进周公馆。如果谁同她讲话就抓谁,如果进周公馆就砸周公馆;第二种可能就是她叛变了,引着国民党特务来抓人。但是张露萍出现了以后,见到我们的同志并没有说话,脸绷得紧紧的,表情很严肃。经过我们门口的时候,她离大门只有一米远,跨一步就可以进到院子里来,但她不进,连看都不看就走过去了。因此,我们当时判断是第一种可能性,但也不能完全排除第二种可能性,因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还搞不清楚,只是一种估计。现在看来,张露萍同志看穿了敌人的阴谋,她采取的行动是很正确,很聪明,很成熟的。后来,我们看到有些材料上讲,国民党特务机关认为,领导张露萍的不是“周公馆”,而是重庆地下市委。这就说明,张露萍同志的行动保护了南方局领导机关没有受到损失。”
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等人的“红色电台案”震惊了国民党最高当局,一向自认为对付共产党“最有一套”的戴笠丢足了脸面,因此对该案的审讯异常机密而歇斯底里。特别是在对付中共“美女间谍”张露萍身上最花力气。但所有的审讯结果几乎都是一致的:张根本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派到军统电台的“间谍”,她仅仅是“因不满家庭包办婚姻,跑去延安考抗大,后来吃不了苦,逃了回来。在重庆,路遇张蔚林,发生恋爱。至于冯传庆、杨洗、赵力耕、陈国柱、王席珍是因张蔚林认识的……”这样的供词。
从张蔚林那里获得的口供也只有:“同张露萍在路上相遇认识,彼此恋爱,并无政治关系。”
冯传庆、杨洗、赵力耕、陈国柱、王席珍更是“一再诘讯,坚不承认”,冯传庆还一把撕碎了特务替他写好的“自首书”。
戴笠黔驴技穷了,他命令司法科长余锋判张露萍等七人死刑,暂不执行,等抗战结束后,作为中共破坏统一战线的证据,与我党斗争。经蒋介石批准,他们七人被钉上死镣,最先囚禁在白公馆。1941年3月,张露萍等七人与其他被囚禁者一道,被押到贵州息烽监狱。
当年与张露萍同在息烽监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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