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惨案当天,实际上有3个人幸免遇难:一个是谢育才前妻,一个是他们的女儿谢莹,还有一个是他的侄女。不久,他的前妻和女儿又被敌人抓住,以300大洋强迫卖到外地,前妻后来生死不明,小小年纪的女儿到处流浪,最后被谢育才的侄女带回家乡,孤苦生活……
9年后的1937年6月,谢育才作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代表与粤军及国民党当局谈判,提出6条原则:1.国民党立即停止向红军进攻;2.国民党要实现民主自由,动员人民抗日;3.国民党释放一切政治犯;4。我方保证取消军政委员会,停止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5。我方停止没收土地和打土豪筹款;6.我方取消番号,改变名称,在国民政府统一领导下抗日。国民党方面提出“即日发表投降自新宣言;全部投诚,有枪者点编,徒手遣散”等苛刻条件,使谈判几近陷入僵局。谢育才想着全家被杀,大仇未报,今日还要同他们同桌谈判、合作,还要一再受其侮辱和逼迫,实无法容忍,谈判现场,竟几度伤心得直掉眼泪。然而当他想到国难深重,民族危亡之时必须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时,只好忍住家仇之恨,遵照党的指示,继续和谈。也正是因为这次公开和谈,报纸上登载了谢育才出任中共方面和谈代表的消息,让远在海南的乡亲知道他还尚在世间。海南地下党组织当即派出游击队员梁居民带着谢育才的女儿和侄女,千里迢迢赶到闽西与谢相会。劫后余生的亲骨肉相聚,谢育才悲喜交集,抱头痛哭。由于女儿谢莹不懂普通话,而长期在外的谢育才也忘了家乡话,父女俩人近在咫尺,竟不能互通语言,只得由梁居民当翻译,此情此景,亦悲亦喜,令在场的同志们泪雨纷飞。此后,谢育才将女儿谢莹留在身边,并于1939年送其到延安学习。他的侄女则继续从事革命工作,后遭日寇杀害。
在海南屠杀事件之后,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共万宁县委决定将一部分较为暴露的同志撤出岛,谢育才接受广东省委指示,赴马来西亚、新加坡协助收容安排流亡在外的中共党员干部,他的任务完成得相当出色。
1930年初,谢育才取道香港准备回琼崖。时值香港工人上街游行示威,谢育才不慎被捕,审讯时他急中生智,报假名,称自己是在上海读书的新加坡华侨子弟,准备返沪就学。军警找不出其余什么证据,遂将其“驱逐出境”,由便衣送至上海。
谢育才来到上海后,与地下党取得联系后在上海闸北区第三街道党支部工作。这年6月,上海举行大规模的抗议“台湾沦陷日”活动,地下党要求全体党团员都要积极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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