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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但征税，还公开地抢劫行旅，殴打维持治安的官员。

他手下的税吏在武昌（湖北武汉）经常假借着缉查私货的名义，闯入民宅，奸淫妇女，勒索财物，稍为不满意，就逮捕到税监所主持的税务公署，用酷刑追缴漏税。

一六○一年，即本世纪（十七）第二年，武昌就因税吏强奸一位妇女的案件，激起大规模暴动，二十余万人攻击税务公署，陈奉逃到亲王府躲避，密令他的骑兵卫队三百余人（一个宦官竟有如此庞大的卫队）向抗暴群众冲杀，当场数十人死于非命。

群众更为愤怒，生擒了陈泰最亲信的助手六人，投入长江。

云南税监杨荣，比陈奉还要厉害，群众起来攻杀他的随从，杨荣就一口气逮捕了数千人，全都用酷刑拷死，又逮捕被认为拒绝合作的一位中级军官（指挥使）樊高明，拷打后戴枷示众。

一六○六年，民变与兵变结合，突击杨荣，把他杀掉。

罪恶的根源事实上不是宦官而是皇帝，杨荣事件后，就发生一件肉麻当有趣的反应。

酒肉皇帝朱翊钧并不追问群众暴动的原因，而只对群众胆敢犯上作乱，大为震怒。

为了加强这种震怒的效果，朱翊钧拒绝吃饭，宣称：“杨荣算不了什么，我痛心的是，那些凶手把国家法律的尊严置于何地？”朱翊钧贪财而残忍，他在宫中除了吸毒外，便是喝酒，每喝酒一定酩酊大醉，左右侍候他的宫女和小宦官，一不顺眼，朱诩钧就喝令扑杀（我们应牢记他“拿下”的威风）截至上世纪（十六）一五九二年统计，死在他皮鞭下的已达一千人。

我们无法得到准确数字，“一千人”是当时大臣公开写在奏章上的。

那一年朱诩钧已在位二十一年，平均每星期都要有一个哀哀无告的宫女和小宦官，被他杀害。

只有一种情形才能使他回嗔作喜，和颜悦色，那就是向他奉献开矿和征税所得的金银财宝。

矿监、税监们不得不倾全力去搜刮，他们知道，如果奉献太少，触怒了那位高高在上的吸毒犯，自己难逃一死。

一六○二年，朱诩钧染病沉重，再邪恶的人，到了临死，都会天良发现。

朱诩钧对深夜被召人深宫诀别的宰相沈一贯说：“开矿收税的事，大家都反对，我因为宫殿没有筑成，所以采取权宜措施。

现在可以停止了，江南的织造和江西的瓷器，也一齐停止，宦官一律撤回。

”又亲笔写了一张谕旨交给沈一贯。

可是，到了明天，在全国都盼望那个暴君死亡的欢乐愿望中，朱诩钧却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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