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

、打牌、跳舞、玩乐的时候，趴在床上写那些认为能改变我命运的文字。那仍然是沿用少年时的做法——写乡愁、写困惑、写周围的一切、写挥之不去的痛苦。无名的焦虑总压迫着我，写东西是惟一可以让自己轻松的方式，否则，就产生罪恶感。我们活在无奈的现实当中，没有音乐、美酒、没有时髦、理解和自由，没有百分之百的快乐和希望。就是在这种极度喧闹的气氛下，在蚊子的叮咬中，在嘲弄和不信任的目光下，在疲乏的夜里，我把心中的感受用笔记下来。

当所写的东西越堆越高的时候，我想到了发表。我无数次把那些誊写得工工整整的文字，装在信封投进邮箱，无数次地期待邮递员给我带来好消息，可是好消息从来没有从邮差的手中光临。

冬天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向同屋的一位姐妹借了一套新衣服，抱着用大白纸写的所谓的小说、散文进了一家日报社。看门的大爷问我找谁，我说找管副刊的。大爷帮我打了个电话，然后他告诉我，管副刊的不在。他还让“管副刊的”办公室的人传话说，外面有人找，让那个“管副刊的”回来后下来一趟。于是我就坐在门卫处等，等到要下班时，终于有一个人进了门，他说他就是副刊部的。

他把我带进了他的办公室，问了一些问题，翻了翻我带来的稿子，然后从中挑选一些留了下来，说看后会给我答复。然后我就出了门。

我在出门的时候频频回头，我记得我父亲第一次从家里带些花生来看我，被我们工厂的门卫挡在门外，从早上六点等到八点还不让进，而那个寒冷的星期天的早上我在床上睡懒觉，起来后看到因在寒风中站得过久而脸色发僵的父亲时，我疯子般地冲进门卫室的情景，我的眼泪开始涌了出来。很多年后，我想起日报社那个看门的大爷让我见到了那位“管副刊的”编辑时，就充满了感激。

转年一个春天的中午，我记得这一天是一九九三年三月三日，我吃过饭回车间，发现一个办公室里围满了人。我刚一上楼，车间里的人全部朝我看，有的人喊出了声音。尽管来城市一年之久，我仍然听不懂常州的方言。我的心跳加快，我以为我做的衣服在哪个环节发生了错误。这样的事比较常见，因为每一批活的款式和做工都有所不同，操作起来，也有区别，一旦发现工序有误，不仅要返工，而且要罚款。我紧张极了，傻呆呆地希望有人来告诉我，我在哪个环节犯了错误。终于，我们的车间主任用不熟练的普通话告诉我说，报纸上有你的文章。我赶紧冲过去，我看到那张日报上加有“编者按”的散文《慈父的女儿》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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