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北京时她已经坐进一家服装公司管理阶层的办公室,过着体面的生活。
我想她以前一定也和这些女工一样机械地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第一次对她有了一丝说不出的情感,毕竟她生了我,毕竟情浓于血。
当晚我在旅馆里拨打了母亲的手机,电话那边传来她那种恒久不变的不急不慢的语调,她永远是那样的优雅,宠辱不惊,处世不乱。
“还好吗?”她的开场白。
根据她不变的语调和开场白,我判断那件事还没有怀疑到我身上来。
“还好。”我说。
“喔。”她的语气很淡。
“没事吧,家里?”我想探听一点风声。
“没事。”她给了我最好答复。
“我在上海,我在这边找了份工作。”
“喔,自己多注意点。”
“嗯。你还好吧?”
“还好。”
“我今天在公司的制衣厂看到了女工制衣的情景,你以前在制衣厂很辛苦吧?”
“还行。”
热情热心换来冷言冷语,我有些沮丧,于是说道:“我挂了。”
“好。”
我刚准备按电话,转念想到那件事,于是说道:“如果有人找我,不管是谁,你都不要告诉他们我的电话,也不要说我在上海,好吗?”
“嗯。”
“千万千万。”
“好的。”
我和母亲的电话通常都这样,一点都不像母女,倒像两个陌生人,好在我已经习惯了。
挂断电话,一切都陷入沉寂之中,我有点后悔不该给母亲打这个电话,同时我也有些疑惑,难道那件事还没有怀疑到我头上来,我想打那个熟悉的电话号码,最终我还是忍住了,我不想引火烧身。
找到工作后我在网上找了处房子,在绍兴路。这条路还有个洋名,“爱麦虞限路”,就像公司的职员,除了中文名,还有英文名。这条路很安静,有许多书店和画廊,还有许多老建筑,漆黑的大门,厚重得像一段凝固的历史。
房子是一幢老式建筑,楼道狭窄,幽幽暗暗,木质楼梯,被岁月磨掉了最初的颜色,走在上面发出沉重的咯吱咯吱的响声,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陈旧的气息。
房间很小,三十来平方米,木地板褪了色,家具简陋,老式衣柜,镜面模糊,雕花铁床,锈迹斑驳。卫生间白色的瓷砖已经发黄,水管生了锈。尽管这样,租金还是十分昂贵。不过我喜欢这里的僻静,所以不用房东太太多费口舌夸房子如何如何好,我就把一个季度的房租预付给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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