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见我们有点不信,就邀请我们去前门他家一观。反正不远,我和老白就真的跟他去了。
我记得这人的家在前门大街交珠市口东大街附近,前一排房子就是前门大街,正在拆了盖新房,他家是第二排,一排三间的坐东朝西的厢房,高大明亮。
他看我打量他们家的房子,咧咧嘴,用手比划了一下前面正拆的房子,“都,都是我们家的,公私合营后还有好大一片宅,宅子。文,文革就被撵,撵出来了,就剩这么三间了!”
他很瘦,说话结结巴巴,看人的眼神也是躲躲闪闪的,很猥亵的样子,如果在街上碰见,谁能想到这主的祖上是这趟街上呼风唤雨的大商贾呢?
他们家真的堆满了电器,我们经销过的应有尽有。
“都,都是国外回来的亲戚们送的。他,他们要给钱,我说,别,别价,给东西,卖了还,还能赚点儿。”他接着哆哆嗦嗦地说,“见了面都哭成一堆儿啊!”
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即使他今天又有钱了,或许房子也有可能按政策发还,可他的青春已逝,当年的公子哥已经被修理得什么都不是了。
我曾经和一位国务院侨办的司长结为朋友,他是建国后从东南亚回归的华侨。
他一天陪上中学的女儿来店里买中华学习机,个头不高,一口软软的广东普通话很是和气。
我注意到他和普通的顾客不同是在他付款时,那时节的人兜里没多少钱,来买上千元的大件,都是把刚刚好的钱包在什么里面带过来付款,这人却是淘出皮夹子数出了相应的钞票。大款,我心里暗道。
后来,他又来店里几趟买相应的软件,一来二去就熟了。
他见我服务态度好,干活又麻利,忍不住夸了我几句。旁边的小芬接上喳说,那当然,我们主任是研究生吗!
他愣了一下,然后递给我一张名片,说让我有空和他联络一下。我一看,居然是国务院侨办某司司长。
后来我真的去找了他,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我,还对其他人介绍我说,这就是他提到的在东四卖电器的研究生。
然后他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能有什么想法,当然是找一个能发挥的地方调走。他说中国惠普如何,我当然连连称好,他马上拨了一个电话,简单地介绍了我的情况,对方让我过去面试一下。他放下电话写下那人的名字和电话,一个香港人,是市场部的某某经理,告诉我第二天去找他。
中国惠普在双榆树的北京手表厂楼上,当时手表厂穷得发不出工资,全靠租房度日,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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