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那位留学生的家乡便是王羲之写下《兰亭集序》的会稽山阴,我祖母的姐姐便嫁到了本地一户姓俞的人家,终生未再离开。
思绪飘得太远,我抬起头,望向窗外。没有树影幢幢,也没有月牙白,我口鼻间盈满烈酒的苦辣,对感官实在太过折磨。
但我必须等待。
等待惟谦说出他真正想要的。
或许三年来,我一直都在等待。
我的好友,也是我差点联姻的对象,简家的小儿子简仲逍骂过我,他说我总是在等待。等来等去,等到的都是被选择、被遗弃。
我那时太过自满,笑他不识货,吹嘘我常家六小姐的威名与美名有多不可一世。
简仲逍总是不以为然地呛我几句,有些话听过就算,有几句却是被我放在了心上——
“那顾惟谦怎么从来不要你的等待?”
“你等顾惟谦回头,简直就是彻头彻尾的冤大头。换作旁人包二奶养小三小四养到小七我都不会多劝你一句,可偏偏顾惟谦是个痴情种,他不玩彩旗飘那一套,也不要你红旗不倒。”
简仲逍当时人在北京,一个台湾人故意学北京人卷舌,讲话实在是难听。
他就差把莫文蔚那首《他不爱你》唱出来了。
我不屑一顾地对他讲,“我算什么红旗?我是桅杆上点缀旗帜的花环才对。”
“真是伶牙俐齿……”简仲逍被我别具一格的自嘲逗乐,遂偃旗息鼓,“也对,你出生时的护照都不是红色的。”
我拿两本护照,出生时拿的是蓝色的,后来又多了个红本。倒不是父母有意为之,而是我当时意外早产出生在一个属地原则的中南美洲小国,出生即拥有当地国籍,我父母还有工作,不可能把我独自留在那里受教育。拥有双本对我这种在多元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小孩来说,最大的便利就是可以常年在外撒野,不用受限于任何一种教育体制。
过去总有些“跃层名流”或是常家旁支要打听我的国籍,我父亲一律用“Bule of tax haven”(避税港蓝)敷衍过去。
相比之下,我的丈夫顾惟谦倒是简单,他拿香港护照,在英美读书,如今的常居地是台湾岛。
我们的婚房也是在台湾。因困意而略显模糊的视线里,窗外闪烁的霓虹提醒我,眼下我们所处的是台中七期商圈,而不是台北僻静的阳明山。
阳明山有公婆和惟谦的祖父母同住,我和惟谦的作息一致性很高。搬来台中这半年,他应酬繁多,我工作之余除了偶尔去跟朋友茶歇美容,便是请司机载我去裕毛屋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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