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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物种整体则是永生的。我们暂且把这种印象称为“物种错觉”。

物种错觉在中华文化中最为明显。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文化中都有世界末日的概念，但在中华文化中则很难找到末日的蛛丝马迹，我们的文明没有末日意识，它在潜意识中认定自己是永生的。

其实在古代，物种错觉倒是更符合人们的直觉。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在那漫长的进步缓慢甚至时有倒退的年代，作为个体的人在一生中看不到生活和世界有什么本质的变化，一生如同不断重复的同一天，尽管天下不断经历着改朝换代，但只是城头变幻大王旗，城本身是永恒存在的。

但工业革命后，物种错觉被打破了，时间不再是一汪平静的湖水，而是变成了一支向前飞行的箭，文明的进化呈现出以前没有的明显的方向性，过去的永远成为过去，即将到来的也不会再重复。方向性的出现暗示着终点的存在。现代科学也证实了末日的存在，在人的一生中看不到任何变化的太阳其实正在演化之中，在虽然漫长但终究是有限的时间内终将走向死亡。就整体宇宙而言，虽然目前宇宙学还没有最后确定宇宙的膨胀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但无论是哪种可能性，宇宙都有末日。不断膨胀的宇宙将撕裂所有物质，宇宙最终将成为物质稀薄的死寂的寒夜；而因引力转为收缩的宇宙将在新的奇点中结束一切。现在我们意识到，一个物种和文明，也同一个生命个体一样，有始，也必然会有终。

面对现代科学，中国文化中的物种错觉也在破灭中，但在文学中，这种错觉一直在延续。文学在不断地描写个体的末日，感叹人生苦短，但从来没有正视过物种和文明的整体的末日，即使是中国科幻文学也是这样的。中国科幻自清末民初诞生以来，直到上世纪末，很难找到末日题材的作品。新中国成立以后，末日题材曾经是一个忌讳，世界末日的概念被视为资本主义文化所专有的悲观和颓废。但人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在这一时期的主流哲学观辩证唯物主义中，末日这一概念恰恰是得到哲学上的认可的。老一辈在谈到生老病死时，总是达观地说道：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嘛。

在国内新生代的科幻小说中，特别是近年来，末日题材开始出现，以长篇小说为例，近年来就有拙作《三体》系列、王晋康的《逃出母宇宙》和何夕的这本《天年》涉及末日题材。至少在科幻小说中，我们开始正视这一沉重而宏大的命题。

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年”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它是一个由地球围绕太阳运行的天文周期形成的时间单位，同时它也隐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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