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比不上她。原因在于她为王导做过一段时间幕僚,自家多年任地方刺史,既有机会留心关注,又有机会根据实际情况修正现代知识建立的人口模型。
由于结论太过触目惊心,她一直未透露给任何人知晓,谢安能察觉此事是他作为一流政治家敏锐天赋所致,但实际数字他也根本想象不到。
王琅深深吸了一口气,以平静语气道:“战争、疫病、赋税、徭役,息息相关,皆害民生。‘招抚五胡’遂为国策,魏为肇始,晋因袭之。齐万年作乱后,江统作《徙戎论》,盖言此事,而惠帝不能改。”
汉人这一概念,基本上萌芽于晋朝。
晋人自称为晋人、中国人、华人,胡人称其为晋人,晋亡后逐渐统称汉人,与南人北人的地域之分不同。[3]
由于中原地区常年战乱疫病,人口太少,从曹魏到西晋都在迁徙边境胡人入关,与原先的汉民共同居住,充实中原人口。
民族不同,风俗不同,其中又夹杂着战争制造的仇恨,需要漫长的时间与极高的治理能力弥合矛盾。
魏晋统治者并非不知道这些难处,只是人口压力摆在那里,类似劫掠人口的形式强行补充反而是综合评价下成本最低的道路,便是饮鸩止渴,也只能先喝了。
于是,即使在衣冠南渡之前,北方地区,尤其是关中部分地区的胡汉比例已经到了非常夸张的数字,谁是少数民族都说不准。
江统建议将胡人迁回胡地,看似先见之明,其实没触及根本矛盾,不仅纯属空想,反而加速灾祸,唐朝人修史书回顾这段历史时便看得十分清楚。
王琅停了停,又道:“此事中还有一事,便为华夷通婚之后,所育子女属华属夷。”
这一节连谢安也未想过,抬起眼帘看她。
荀羡问:“莫非胡俗以子随母?”说完,又自己摇摇头否定,“文姬之事与中华同。”
王琅轻轻摇头:“征人远家,子女为母抚育,往往亲近母族。”
她不好举北魏冯太后与孝文帝的例子,便说了个在雍州听到的事例,向两人大概介绍了胡汉杂居处的复杂情形。
胡汉民俗不同,互不通婚,生育混血的多与战争掳掠相关,女方地位极低。也有少量胡主中原以后,两族大姓之间的嫁娶,典型例证为晋惠帝皇后羊献容被匈奴刘曜强占,再纳为皇后,育有三子。
甚至在现代,由于加分政策,许多家庭更愿意选择让孩子入少数民族,这便是现实的复杂性所在。
谢安注意到了北方人口结构的变化,证明他已经意识到北方矛盾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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