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所有的资料,布拉金斯基书记,最后我们不得不查看了一九一三年左右出生的所有叫做王耀的人,很抱歉,我们没有找到他。我们也想过,他会不会有化名,因为中国人会有字或者号,参加革命改名的情况同样普遍,很遗憾,我们没能找到。南京近郊的所有老宅,我们都尽力去访查了,很可惜,这座多灾多难的城市没能给我们满意的答案,对不起,布拉金斯基书记,对不起。”
伊万呆呆的翻看着瞿研究员的笔记,他看到他从未放弃过:“为何到一九七一年就断了。”
“我父亲死了,那是□□。”瞿怡舟艰难的平复了情绪:“他最后的时候给我写了一封信,两年后才到我手上,他把这一切转交给了我,这一本是我的笔记。王耀,”瞿怡舟摇了摇头:“这个名字就像刻进了我的生命里,有时候会抱怨,会恨,真的会恨。”
伊万抬起手,擦掉了她脸上的眼泪。
“抱歉,这不是你的错,”中年的瞿怡舟抬起头,看着那双紫色的眼睛:“我可以问一句么?你为何如此想要找到他?”
“……”
伊万无言以对。
傍晚时分,他沮丧的走出档案馆,他回忆着瞿怡舟对他说的话:去德国,找找看他有没有别名,如果有他父亲的名字,那么还有可能找到他。
他站在档案馆的大门口,久久没有离去,他看着面前走过的人,他辨认着那些老人,突然感到一丝悲凉——如今,即便他们真的相遇,他们可能也没法认出彼此了吧?
路人有点惊讶的看着一位外国老人,站在街边无助的流泪,但被压抑了多年的他们仍旧保持着缄默的姿态。直到瞿怡舟走过来,搂住了他的肩膀,他们就这样相拥着,默默的留着泪。
回到莫斯科,他依旧在和瞿怡舟保持着通信,就好像这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生命的一部分,这种通信持续了正正五年。
最新的一封信里,瞿怡舟阐述了她的新观点,她认为他们必须要为这样的生活画上一句句号,既然德国已经在一九九零年合并,变成了一个正常的国家,那么他们应该一同前往德国。如果这个线索仍旧中断,那么就结束吧。
伊万明白她的意思:已经是一九九零年了,自己已经七十五岁了,比他年长两岁的王耀,即便被他找到,很有可能也已经不在了。
伊万破费周折的找到了安德烈多年前介绍给他的那位朋友,这位朋友也已经垂垂老矣,他几乎忘了伊万,几乎忘了这么长久的一个承诺。已经身居高位的他可能不用再去偿还一个名叫“安德烈”的朋友的恩情,但他被伊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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