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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所有的资料，布拉金斯基书记，最后我们不得不查看了一九一三年左右出生的所有叫做王耀的人，很抱歉，我们没有找到他。我们也想过，他会不会有化名，因为中国人会有字或者号，参加革命改名的情况同样普遍，很遗憾，我们没能找到。南京近郊的所有老宅，我们都尽力去访查了，很可惜，这座多灾多难的城市没能给我们满意的答案，对不起，布拉金斯基书记，对不起。”

伊万呆呆的翻看着瞿研究员的笔记，他看到他从未放弃过：“为何到一九七一年就断了。”

“我父亲死了，那是□□。”瞿怡舟艰难的平复了情绪：“他最后的时候给我写了一封信，两年后才到我手上，他把这一切转交给了我，这一本是我的笔记。王耀，”瞿怡舟摇了摇头：“这个名字就像刻进了我的生命里，有时候会抱怨，会恨，真的会恨。”

伊万抬起手，擦掉了她脸上的眼泪。

“抱歉，这不是你的错，”中年的瞿怡舟抬起头，看着那双紫色的眼睛：“我可以问一句么？你为何如此想要找到他？”

“……”

伊万无言以对。

傍晚时分，他沮丧的走出档案馆，他回忆着瞿怡舟对他说的话：去德国，找找看他有没有别名，如果有他父亲的名字，那么还有可能找到他。

他站在档案馆的大门口，久久没有离去，他看着面前走过的人，他辨认着那些老人，突然感到一丝悲凉——如今，即便他们真的相遇，他们可能也没法认出彼此了吧？

路人有点惊讶的看着一位外国老人，站在街边无助的流泪，但被压抑了多年的他们仍旧保持着缄默的姿态。直到瞿怡舟走过来，搂住了他的肩膀，他们就这样相拥着，默默的留着泪。

回到莫斯科，他依旧在和瞿怡舟保持着通信，就好像这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生命的一部分，这种通信持续了正正五年。

最新的一封信里，瞿怡舟阐述了她的新观点，她认为他们必须要为这样的生活画上一句句号，既然德国已经在一九九零年合并，变成了一个正常的国家，那么他们应该一同前往德国。如果这个线索仍旧中断，那么就结束吧。

伊万明白她的意思：已经是一九九零年了，自己已经七十五岁了，比他年长两岁的王耀，即便被他找到，很有可能也已经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