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自序

无法消除，故障噪声已经嘎嘎渐强。

六十年代的狂热一旦落幕，历史的重心再一次向右偏移。共产主义的行情走低，在八十年代一路破底。一夜之间，柏林墙推倒了，革命导师的塑像锯倒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纷纷易帜，贫穷而愤激的人们成群结队越过边界，投奔西方，寻找面包、暖气、摇滚乐、丰田汽车、言论自由、绿卡以及同情的目光，甚至在凯旋门下或自由女神像下热泪盈眶。在很多地方，“左”已经成了十恶不赦的贬词。众多知识分子对自己在三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经历深表忏悔和羞愧，至少也是闪烁其词，或者三缄其口。相反，重新认识西方的管理体制和技术成就，重新评价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成为了全球性知识界流行话题，成了现代人开明形象的文化徽章。

私有化一化到底，已经“化”了的地方也还嫌化得不够，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接连出台，向自家园子里的经济国有成分和社会福利政策下刀，竟没有太多的反对派胆敢多嘴。

一个西方记者说，眼下除了梵蒂冈教皇和朝鲜，再没有人批评资本主义了。这个话当然夸大不实。但从全球的范围来看，现在还有多少共产党人或社会党人在继续憎恶利润和资本？还有多少听众会从这些政党的背影汲取自己生存的信心呢？也许，这是一个左翼人士不愿正视的问题，却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处境。

事情已经大变。对变化的过程，当然还需要由历史学家做出更周详更精确更清晰的描述。一个基本的现象，却不难在我们粗略的回顾中浮现，不难成为我们的视角之一：经过一个短短的周期，历史似乎又回到了原点——六十年代再版了三十年代，八十年代则是以西方一片炫目的现代化昌荣，使五十年代得到了追认和复活。

下一个十年，会怎么样？再下一个十年或二十年，又会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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