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政治:一个丛林里的“红色高棉”,第二职业是为政府军打工。我们开始习惯这样的宗教:一个讲堂上仙风道骨的空门大师,另一项方便法门是房地产投机的盘算。我们开始习惯这样的文化多元:在北京的派别纷争可以闹到沸反喧天不共戴天的程度,但纷争双方的有些人,一旦到了深圳或香港,就完全可能说同样的话,做同样的事,设同样的宰客骗局,享受同样的异性按摩,使人没法对他们昨日的纷争较真。我们开始习惯西方资本主义的语言强制,i(利益)与i(兴趣)同义,business(生意)与business(正事)同义,这样的语言逻辑十分顺耳。我们习惯越来越多名誉化的教授、名誉化的官员、名誉化的记者、名誉化的慈善家和革命党,其实质可一个“利”字了结。总之,我们习惯了宽容这些并不违法的体制化庸俗。我们已经习惯把“崇高”一类词语,当作战争或灾难关头的特定文物,让可笑的怀旧者们去珍藏。
我们只有在猛然回头的时候,偶尔面对那些曾经感动过我们的人,才会发现我们少了点什么。不,我们似乎什么也没有少,甚至比以前更加自由和丰富,但我们最终没法回避一个明显的事实:我们的内心已经空洞,我们的理想已经泛滥成流行歌台上的挤眉弄眼,却不再是我们的生命。
没有理想的自由,只是千差万别的行尸走rou。没有理想的文化多元,只是服装优美设备精良的诸多球赛,一场场看去却没有及格的水准,没有稍稍让人亮眼的精神记录。
五
理想从来没有高纯度的范本。它只是一种完美的假定——有点像数学中的虚数,比如√-1。这个数没有实际的外物可以对应,而且完全违反常理,但它常常成为运算长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和重要引导。它的出现,是心智对物界和实证的超越,是数学之镜中一次美丽的日出。
严格地说,精神的√-1还有“自由”、“虚无”、“人性”、“自我”、“真实”等等。只要没有丧失经验的常识,谁会相信现实中的人可以拥有完全绝对的“自由”?可以修炼出完全绝对的“虚无”呢?可以找到完全抽象的“人性”?可以裸示完全独立的“真实自我”?……但是,如果因而取消这一类概念,取消这些有益的假定,我们很难想象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是什么样子。
比较起来,在很多人那里,理解“理想”比理解其他假定要困难得多,总是让人大皱眉头,不管加上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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