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论》、《金匮要略》、《脉经》等等,更使中国医学的高峰迭起。事情到了这一步,技术条件有了(如锅),资源条件有了(如茶),更重要的文化条件也有了(如巫医分离、以孝促医等),喝开水保健康当然就成了一件再正常不过的小事。相比较之下,在少茶、少锅、少医的古代欧洲,喝开水的传统如何可能?欧洲也有优秀的医学,但按照美国著名生物学家刘易斯·托马斯的说法,西医的成熟来得太晚,晚至抗生素发明的现代。他在《水母与蜗牛》一书中感慨:至十九世纪中期,“人们才发现西医大部分是无聊的胡闹”。这当然是指旧西医那些放血、灌肠、禁食之类的折腾,有时竟由修鞋匠一类游民胡乱cao持,大多出自一些莫名其妙怪诞无稽的想象。据说大诗人拜伦就在灌肠管下给活活灌死,其情状想必惨不忍睹。
作为中国保健传统的一部分,喝开水实为民生之福。
几乎是出于同样原因,在漫长的历史上,学历再低的乡村农民,也大多懂得一些草药土方或推拿技巧,好像中国的成年农民都是半个郎中,碰到小病一般不用他求——这种几乎百草皆药和全民皆医的现象,为农耕社会里民间知识的深厚遗存,虽对付不了某些大病难疾,也有其自身局限性,但作为一种成本极为低廉的医药普及,曾帮助中国人渡过一个个难关。即使在改革开放的转型阵痛期,承受着医药价格高涨的中国人,尤其是缺乏公共保健福利的广大农民,如果没有残存的医药自救传统,包括没有喝开水的好习惯,病亡率的大大攀升恐难避免。可惜的是,这种受古人之赐的隐形实惠,倒是被很多现代人盲视。有些享有保健福利的上层精英,不过是读了几本洋书(肯定不包括《水母与蜗牛》等)就大贬中医中药,更让人吃惊不小。
不过,福祸相因,利弊相成,喝开水未必就没有恶果?
人的寿命很长,人口数量很多,在一定条件下就不会好事变坏事?比方说,中国没有欧洲十五世纪前一次次流行病疫造成的人口大减,但也可能因此而丧失了欧洲十六世纪以后科学技术发明的强大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发明浪潮不过是对人力稀缺的补偿和替代。又比方说,中国古人避免了放血、灌肠、禁食一类瞎折腾,但人口强劲繁殖又构成巨大人口压力,构成了巨大的粮食危机,从而使重农主义势在必行。再往下走一步,从重农主义出发,安土重迁、农尊商贱、守旧拒新、家族制度等等都变得顺理成章。一旦粮食出现缺口,人命如草、官贪匪悍、禁欲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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