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感觉跟着什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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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关于文学的消息和讨论，越来越多于文学本身。一些人在不断宣布文学的死亡，好像文学死过多少次以后还需要再死。一些人则忙着折腾着红利预分方案，比如计较着省与省之间、或代与代之间的团体赛得分，或者一哄而上争当“经典”和“大师”，开始探讨瑞典文学院那里的申报程序和策略。与此同时，冠以“文学”名义的各种研讨会上恰恰很少有人来思考文学，尤其没人愿意对我们的感觉偶尔恢复一下理性反省的态度——谁还会做这种中学生才会做的傻事？

其实，九十年代很难说是一片感觉高产的沃土，如果我们稍稍放开一下眼界，倒会发现我们的一些重要感觉正悄悄消失。俄国人对草原与河流的感觉，印度人对幽林与飞鸟的感觉，日本人对冰雪和草叶的感觉，还有中国古人对松间明月、大漠孤烟、野渡横舟、小桥流水的感觉，在很多作家那里早已被星级宾馆所置换，被写字楼和夜总会所取代。如果说“自然”还在，那也只能到闹哄哄的旅游地去寻找，只能在透着香水味的太太散文里保存。即便一些乡土题材作品，也使读者多见怨恨和焦灼，多见焦灼者对都市的心理远眺，多见文化土产收购者们对土地的冷漠。感觉器官对大自然的信息大举，使人几乎成了都市生物，似乎有了标准化塑料人的意味，不再以阳光、空气以及水作为生存条件，也不再辐射特定生态与生活所产生的特定思想情感。

在很多作品里，对弱者的感觉似乎也越来越少。“成功者”的神话从小报上开始蔓延，席卷传记写作领域，最终进入电视剧与小说——包括各种有偿的捉刀。在电视台“老百姓的故事”等节目面前，文学不知何时开始比新闻还要势利，于是改革常常成了官员和富商的改革，幸福常常只剩下精英和美女的幸福。成功者如果不是满身优秀事迹，像革命样板戏里那种党委书记，就是频遭隐私窥探，在起哄声中大量收入人们恋恋不舍的嫉恨。而曾经被两个多世纪以来作家们牵挂、敬重并从中发现生命之美的贫贱者，似乎已经淡出文学，即便出场也只能充当不光彩的降级生，需要向救世的某一投资商叩谢主恩。在这个时候，当有些作家在中国大地上坚持寻访最底层的人性和文明的时候，竟然有时髦的批评家们斥之为“民粹主义”，斥之为“回避现实”、“拒绝世俗”。这里的逻辑显然是：人民既然不应该被神化那就应该删除。黑压压的底层生命已经被这些批评家理所当然排除在“现实”和“世俗”之外，只有那些朱门应酬、大腕谋略、名车迎送以及由这些图景暗示的社会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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