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想把自己变成欧美人,最大障碍恐怕来自肠胃。如果不是从小就被西餐训练,老大不小的时候再来舍豆腐而就奶酪,舍姜葱河蟹而就半熟牛排,大概都如临苦刑。世界各地唐人街的众多中国餐馆,就是这一饮食传统的顽强证明。因此,全球文明一体化的问题可以在餐桌以外的地方大谈特谈,但只要到了腹空时刻,即便是身着洋装满口洋腔的黄皮白心“香蕉人”,大多还是流中国口水,打中国食嗝,大快朵颐地与欧美人差着和异着——这种情况随处可见。
并不能说,每个人的肠胃都是民族主义的。或者至少不可以说,这种肠胃民族主义有什么绝对和永恒。我常常冒出一个念头,想做一个极为简单的文化试验:随便捉来一个什么人,饿他三天以后会怎么样?对于一个饿得眼珠子发绿的人来说,奶酪之于中国人,豆腐之于欧美人,味道会不会有些变化?饮食的文化特性在这家伙身上还能撑多久?
结论也许不言自明:一阵疯狂的狼吞虎咽之下,豆腐奶酪都化约为几乎无味的热量,如此而已。所谓饥不择食,也就是饥不辨味,饥不辨文化也。在逼近某种生理极限的时候,比如在人差点要饿死的时候,曾经鲜明和伟大过的文化特性也会淡化、隐退甚至完全流失。
这么说,文化差异只是饱食者的事,与饥饿者没多少关系。它可以被吃饱喝足了的人真实地感受、品味、思考、辩论乃至学术起来,可以生发出车载斗量的巨著和五花八门的流派,但一旦碰上饥饿,就不得不大打折扣。换句话说,人吃饱了就活得很文化,饿慌了就活得很自然;吃饱了就活得很差异,饿慌了就活得很共同,是不能一概而论的。
一般来说,我既是文化的多元主义者,也是文化的普遍主义者,取何种态度,常取决于我面对一个什么样的谈话者,比方看对方是不是一个刚刚吃过早餐的人。
其实,文化差异也只是成年人的事:他们可以折腾东方式的家族主义,或者西方式的个人主义,但幼儿们抹鼻涕抢皮球玩泥巴,无论黑毛黄毛白毛全一个德性。文化差异也只是健康者的事:他们可以折腾东方人的经验主义,或者西方人的公理主义,但一旦患上肺癌之类,彼此之间同病相怜乃至同病相契,病榻上的一声声呻吟断无什么民族痕迹。当然,文化差异更是安全者的事:醉拳与棒球的区别也好,儒家与基督的区别也好,华夏文明与地中海文明的区别也好,统统以论说者们好端端活着为前提。设想这些人遇上了大地震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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