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一个学者不写理论专著,倒去写一些接近文学的感性文字,是不可能被学术体制接受的。他既不可能拿到职称也肯定争不到研究经费,只能被视作不务正业或穷途末路的自弃。同样,一个作家不写正宗的“纯”文学,倒去写一些接近理论的智性文字,也不大可能被文艺体制接受。他会被同行疑惑,被文艺爱好者拒绝,在很多时候被视为越俎代庖的狂妄,或是江郎才尽的敷衍。
现代体制所要求的文化生产,是一种专业化分工的生产,而且在一种流行的误解之下,专业化一开始就定制了相应的生活方式与意识方式。事情似乎是这样:学者不需要关注感觉,不需要积累和启用个人经验,其郁闷、欣喜、愤怒、感动一类日常情绪反应,虽然真实地发生在每一天,却不宜在学术过程被问题化和课题化,只能被视为治学生涯的危险干扰,必须全力排除。他只需要从书本到书本地忙碌下去就够了,哪怕一本本不知所云的学舌,也是他从业的心血成果。同时,作家不需要投入思想,不需要拓展社会人文知识视野,鸡零狗碎,家长里短,男盗女娼,道听途说,似已构成自足的文学乐园,才艺的高下充其量只体现于通晓或奇诡的手法选择。这种情况下的作家,成了一批最有权利厌学、无知、浅见、弱智以及胡言乱语的人,专业经营小感觉和小趣味。至于追问笔下故事是否承担着价值意义,是否回应了世道人心中紧迫而重大的难题,只能让很多作家打出疲惫的哈欠。
这是一种文体分隔主义,差不多就是精神分裂主义。一个人,本来是心脑合一的,是感性与智性兼备的有机生命体,其日常的意识与言说,无不夹叙夹议和情理交错,具有跨文体和多文体的特征。如果不是神经病,没有任何人会成天cao一嘴理论腔或者cao一嘴文艺腔,把他人吓得目瞪口呆落荒而逃。在工业化时代以前,在人类心智发育的一个漫长历史阶段,这种日常的意识与言说直接产生文献,因此文、史、哲等等多位一体,几乎是最正常和最自然的文本。不仅从先秦到盛唐的一流中国先贤大多具有这样的全能风格,从古希腊哲学到《圣经》与《古兰经》,西方诸多奠基性的文化经典也不例外。没有人会对这种表达感到不习惯。
事情到后来才发生变化。随着儒学在中国颓败和宗教在欧洲坍塌,文化生产大规模重组,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科层分明的需要,渐次纳入了专业化体制:理论与文学开始分家,甚至小说与散文也开始分家,甚至议论性的杂文与叙事性的散文也开始分家。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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