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在西方报刊撰文同情匈牙利事变等等,他不但被剥夺了一切职务,而且三度入狱,被指责为革命的罪人。他不是没有预料到这样的后果,不,他是自己选择了通向地狱之路。当他打算与同僚们分道,他满心哀伤和留恋,也不无临难的恐惧。《不完美的社会》中很多论述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了,但有一段描写历历在目:这是一个旧贵族留下的大别墅里,灯光辉煌,丰盛的晚宴如常进行,留声机里播送着假日音乐。在一群快乐的党政要人里,只有吉拉斯在灯光照不到的暗角里,像突然发作了热病。他看到革命前为贵族当侍者的老人,眼下在为他的同僚们当侍者。他看到革命前为贵族拉货或站岗的青年,现在仍然在风雪中饥饿地哆嗦。唯一变化了的,是别墅主人的面孔。他突然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刺心的问题:胜利的意义在哪里?
就是在这个夜晚,他来回踱步整整一个夜晚。家人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也不愿用他的想法惊扰家人。但他决定了,决定了自己无可返程的启程。如果他一直犹豫着,该不该放弃自己的高位,该不该公示自己的批判,那么在天将拂晓的那一刻,全部勇敢和果决,注入了他平静的双眼。
欧洲一个极为普通的长夜。
这个长夜是一个无可争辩的证明:同情心,责任感,亲切的回忆,挑战自己的大义大勇,不独为左派专有。这个长夜使所有经过了那个年代的我们羞愧,使我们太多的日子显得空洞而苍白。
吉拉斯的理论深度不够我解渴,某些看法也可存疑。但这并不妨碍我的感动。
我庆幸自己还有感动的能力,还能发现感动的亮点,并把它与重要或不重要的观念剥离。我经历大学的动荡,文场的纠纷,商海的cao练,在诸多人事之后终于有了中年的成熟。其中最重要的心得就是:不再在乎观念,不再以观念取人。因此,我讨厌无聊的同道,敬仰优美的敌手,蔑视贫乏的正确,同情天真而热情的错误。我希望能够以此保护自己的敏感和宽容。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吉拉斯的理论是不太重要的,与格瓦拉的区别是不太重要的,与甘地、鲁迅、林肯、白求恩、屈原、谭嗣同、托尔斯泰、布鲁诺以及更多不知名的热血之躯的区别,同样是不太重要的。他们来自不同的历史处境,可以有不同乃至对立的政治立场,有不同乃至对立的宗教观、审美观、学术观、伦理观……一句话,有不同乃至对立的意识形态。但这些多样的意识形态后面,透出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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