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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真该死！”他捶着床沿，深切地痛悔着。

他内心更放不开她了。一连串的问题浮现在他脑际：她叫什么名字？住在什么地方？家里是怎样的情形？在哪个学校念书……

这些问题比经济学上资本的形成、经济成长的过程、国民所得和购买力的关系等问题，要有趣得多。他试着去寻求各种可能的答案，然后自己选中了一种比较合理的情况。他想：她应该有一个很美丽的名字，多半是单名；家庭环境一定很好，但也不会是特别富有的人家；弟兄很多，而她是父母所宠爱的独生幼女；她的年龄不是十六，定是十七，不可能是大学生，而且她也没有一进大学的窄门便自以为是“大人”了的那种女孩子的派头；可是她也不会是专啃书本最为老师所欣赏的学生，所以不像在哪个校服穿得像邮差的女中念书，看她那种打扮和毫不做作的神态，很可能是美国学校的学生。

这些猜测并没有什么有力的根据在支持，而他自信是非常正确的。唯一使他无法去猜的是她的住址。当然住在高等住宅区，那是不消说的，问题在台北有许多高等住宅区，不知是哪一个？

“可能是在零南路线上。”他想。

这是一种极其合理的猜测，也是他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

从此，他每天在零南路上，以至任何一辆公共汽车上，只要一想到，必定很仔细地搜索一番，希望能再见她一次。

一天复一天，她的踪迹杳然。每当他濒临绝望的边缘时，他必定重复诵念着“信心产生奇迹”这句话，重新鼓起勇气，继续从事他那大海捞针般的搜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