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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抹布一样肮脏破烂的背心还是萨维尔街出产的羊毛混纺外套。

我手里什么也没拿，委实不像是来扫墓的样子。他大概也注意到了这一点，笑了笑，站在我旁边默默抽起了烟。我觉得自己有义务在父亲的墓前打破这令人不安的沉默，于是清了清嗓子：“江哥……买这么多东西？”

他讥讽地抬了抬嘴角：“跟我还客气？”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他也没等我回答，自顾自俯下身，掸掉粘在墓碑上的一点香灰：“你不买东西，我再不买，还等着谁买？”

我说不出话来，沉默了好一阵：“……我不知道父亲在这里。我是……是来看家慈的。”

他吐了口烟圈：“哦，对，当然。”然后就不再说话。

我十五岁的时候父母离婚，之后我再也没见过父亲。在亲眼看到他的墓碑之前，我甚至不知道他死亡的消息。二十七年后，父子居然在这里不期而遇，让人不得不感慨生活的恶意。

然而真正感慨造化弄人的应该是母亲。她在病危时都坚决地拒绝他的探视，却在死后不得不与他分享同一片土地，尽管中间隔了三排灌木。

母亲一直是一个坚强的人。她身体瘦弱，精神却像掌上粗厚的老茧一样健壮，且越经磨砺越显厚重。在父亲待岗的那些日子里，她撑起了整个家，白天到气站去扛15公斤重的液化气罐，晚上坐在床头，一边补袜子一边为我读童话故事。相比之下，父亲的存在感微乎其微，他只会在母亲不能回家的傍晚烧出一锅焦糊的粥，然后用握惯了笔杆子的颀长双手笨拙地擦洗厨房地上的污渍。

我上高中之后，才有机会从那些父亲没来得及带走的藏书中了解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费曼物理学讲义》、《弦论讲义》、《纠缠熵与共形理论》，还有杨伯峻的《论语译注》。或许在我痛苦地咽下他端出的寡淡无味的饭菜时，他也在痛苦地忍受日复一日的贫瘠而雷同的人生。

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母亲也从来没有指责过父亲什么。她细心收集报纸上的每一则招聘启事，带回家来一条一条和父亲商量，大多数是小学或初中的教师职位，有时候也有其他单位的文职。父亲起初总是拒绝，但最终还是同意先去试试，他坚持不要母亲陪同，一个人跨上那辆笨重的二八式自行车，脊背在清晨的寒风中微微佝偻。他回来时夕阳正好从客厅的窗户渗进来，把大半个屋子铺满浅红色的光晕，母亲从厨房中探出身来，他苦涩地摇头，母亲也就不再说什么，给他盛出满满一大碗面疙瘩，熟练地拌好醋和辣椒。

母亲唯一一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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