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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量少得可怜。她和蔼地微笑，说年级大了消化不好。我坚持带她去医院，医生诊断出“胆囊癌晚期”时我当即崩溃，而她面容平静，怜爱地抚摸我的头发。

母亲不能上班了，事实上她虚弱得连毛巾都拧不动。我请了几个月假，陪她住在医院。起初她能躺在床上安详地与我聊天，像小时候一样紧紧拉着我的手，后来连睁眼的力气都没了。她开始水肿，细瘦的小腿粗了一圈，我为她按摩时留下的指痕大半天也消散不去。

我家的积蓄经不起如此的消耗。我有时产生幻觉，感觉吊瓶里滴滴流下的是母亲前半生的血汗，此时又悉数回归于她的血管之中。她从来不提放弃治疗一类的话，但我知道她并非幻想恢复健康，而只是不希望让我难过，我也总是面带笑容，与她一同畅想我们的明天，允诺要在大城市买栋大房子并接她来住，还要仰赖她为我照顾孩子。

我渐渐学会做饭，有时在清晨，趁她还没醒来，我跑去买一根大骨头回家炖上，中午再取到医院里，虽然母亲吃不下饭，它们大多进了我的肚子。我为她洗衣服、擦洗身体，给她读书，告诉她我在大学里学到了什么，得了什么奖，怎样受到了老师的赞扬，迫不及待地向她展示我所拥有的一切生活技能和未来的一切可能性。她明白我的意思，我多学会一道菜，她的目光中就多出一分平和与释然。

然而每逢深夜，当走廊的灯光勾勒出她侧脸凹陷的轮廓，我的眼泪就会倾泻而出。有一天我哭完之后坐在走廊里睡着，第二天被前来查房的医生叫醒，他委婉地提醒我要继续缴医药费和住院费——这里的医生和护士人很好，他们看我一个人不方便，经常来帮忙照顾母亲或扶她去卫生间，还为我募捐，即使现在走投无路，我也不愿意再麻烦他们了。

母亲不让我联系父亲。我实在不明白这种凌驾于生命之上的自尊心有何意义，和她大吵一架。她只是反反复复对我说，很多事我还不明白。

我瞒着她，从高中老师那里要来了江上客的电话，站在电话亭前忐忑不安地拨了出去。他很快就接了，我嗫嚅着，向他借钱，听见父亲在那边警醒地问是不是母亲出事了。

那一刻所有自欺欺人的侥幸都不攻自破，所有肮脏龌龊的谣言都不证自明，愤怒和委屈吞噬了我的全部理智，我狠狠扣上电话，蹲在地上泣不成声。街上行人熙攘往来，没有人愿意朝我这个方向恩赐哪怕一毫一厘的目光。

三天之后江上客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医院门口。我挣扎了片刻，还是接过了他手里的信封——穷人没有资格谈自尊。我把提前写好的欠条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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