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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7月29日晚上十一点，我回到我在纽约长岛的住处，发现我的妻子并没有在地下室等我。”他眼中映出她的侧影，每个字音中都带着浓厚的鼻音，“我检查一遍屋子，发现了Sanchez Harris留下的信。鉴于他父亲生前的富有程度和影响力，我不得不相信一旦我向警方寻求帮助，Sanchez Harris就会像信中所说一样，立刻杀害我的妻子和孩子。所以从那天开始，我独自调查，一直在试图找到他们。”顿了顿，他捏紧麦克风，目光仍未从她那里挪开，“Sanchez Harris每个月都会寄给我录影带——通过无法追查的渠道。录影带的内容是他折磨我妻子的过程。我想没有一个心理健康的人会愿意看那些录像带，更何况我是魏琳的丈夫。”

侧过脸环顾一眼旁听席，秦森记起那段他把自己关在租房里反复查看录影带的日子。他记得他拼尽全力集中精神，想要剔除他的个人情感。他记得他疯狂地摔砸家具，浑浑噩噩中绝望焦虑得不能自已。

“但是那些录像带是我唯一能掌握到的线索。我只能一遍又一遍地看，想从录像带里找到重要的破绽。我知道时间拖得越长，我的妻子和孩子就越危险。”他说，“后来根据录像带里的地下室格局、家具和各类工具的用材，我找到了X市。七千二百六十三平方公里，七百万人口。我告诉自己这对于全球来说已经是个很小的范围，只要再加把劲我就能找到他们。可是在那以后，我找不到任何能帮助我进一步缩小范围的线索。那段时间我每天反复看那些录像带，已经开始精神失常。

“直到1999年1月31日早上六点，我看到马路对面站着一个头发灰白的老人。她穿着单薄，蓬头垢面，看起来就像个乞丐。”

他的脑海中浮现出她那天的模样。他也记得他那时绝望而欣喜若狂的感觉。

“那个瞬间我感觉自己好像触了电，一下子就清醒了。我冲过马路抱住她。因为我认得出来，她就是魏琳。”他听到了自己粗哑的嗓音，“当时她已经失去了孩子，全身都是伤，精神恍惚，对外界的刺激没有任何反应。安全起见，我把她送到我的朋友简从卿的医院，拜托他帮忙。简从卿在给魏琳做检查的过程中，发现她的头部有一个术后伤口。脑部CT显示，她的眶额皮层遭到了创伤，可能会影响部分情感功能。而人格测试的结果表明，魏琳已经有了反社会型人格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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