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的路上,讲到关外的抗日战场,感动了押送的军官,被偷偷放走了。后来在天津法租界,被设计逮捕,带回了北平陆军监狱。”
何未在火车包厢内,缓缓拉上车窗的布帘,对从南京上车,前来接迎的军官说:“吉将军辞世前,留了一首诗。”
“卑职听过。”军官肃声道。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一代抗日名将的诗词,字字带血,谁不曾闻。
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
每一日,从北方南下的实业家不计其数。
《京报》主编汤女士舍弃全副身家,撤离北平,《京报》正式停刊;
天津久大精盐公司,那个生产出国产第一袋精盐,浪漫得在盐袋上印出海王星的企业家,因日本人入侵平津,关闭盐厂,带着设备南下;
……
何未也如先前所言,一旦北平沦陷,举家迁移,绝不留一艘轮船为日本人所用。
“国势多危厄,宗人苦播迁。南来频洒泪,渴骥每思泉。”斯年在金属车轮碾压铁轨的震动声里,轻声念着课本上的诗词。
“这句诗,说的正是‘衣冠南渡’,”何未道,“历史上有数次北方士大夫,还有学子们的南迁,都是因为外族入侵,或是战乱。”
斯年细品“衣冠南渡”四字。
车厢门突然被扣响,陪坐的军官走过去,把车门推开一条缝隙,和门外人低语数句,回身,低声道:“京汉火车站到了。”
“是武汉到了吗?”斯年小声问。
“对,是武汉。”她答。
武汉,她从未来过。
全民抗战爆发,国共再次合作,南京政府从10月底开始往武汉迁移,四大银行和各国驻华大使也先后迁至武汉。江城成为战时政治、经济的中枢。
同一时间,致力于抗日救亡的各界人士,全都汇聚在了这个九省通衢。
这趟南下的列车上,不止有军官、企业家,还有文艺界的名人、报业先驱和背井离乡的流亡学生。隔着一道门,已闻隔壁车厢的喧嚣。尤以年轻人们亢奋收整行囊、争相下车的言语对话最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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