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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太子一边好言好语劝康熙:写话本还真够不上什么国家大事,顶多引起了众怒与文人们的抨击。笔头上造成的问题,还是“玩乐”性质的,直接将人关去宗人府,那惩罚是否太严重了一些?
另一边,他也令朝中属于自己的势力提胤禩上奏说情。
他倒是挺会和稀泥,轻描淡写之间模糊了胤禩话本所造成的影响,强调了“话本”的业余与玩乐性。
与正事彻底撇开来,将如今的舆论环境归咎于玩乐性质,那胤禩所犯的错就不算什么大事了,最多称呼一句“贪玩”、“不务正业”。
与朝中参奏胤禩之人所说的话完全相反,那些人强调了胤禩如今在民间的影响,扩大了他用四个笔名写话本造成的恶劣舆论结果,将其与安民、治民、拉拢文人、文化治理挂钩在一起,并且将胤禩所做的后果,与民间反书、叛逆之书诞生强行撮合在了一起。
不是什么要命的大事,但足够令八贝勒焦头烂额,闭门在府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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