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忍耐。因此忍耐乃成为东亚文明之特征。然而越“安排吃苦”越有苦可吃。若如中国百姓不肯这样地吃苦,也就没有这么许多苦吃。所以在中国贪官剥削小百姓,如大鱼吃小鱼,可以张开嘴等小鱼自己游进去,不但毫不费力,而且甚合天理。俄国有个寓言,说一日有小鱼反对大鱼的歼灭同类,就对大鱼反抗,说“你为什么吃我?”大鱼说:“那么,请你试试看。我让你吃,你吃得下去么?”这大鱼的观点就是中国人的哲学,叫做守己安分。小鱼退避大鱼谓之“守己”退避不及游入大鱼腹中谓之“安分”这也是吴稚晖先生所谓“相安为国”你忍我,我忍你,国家就太平无事了。
这种忍耐的态度,我想是由大家庭生活学来的。一人要忍耐,必先把脾气炼好,脾气好就忍耐下去。中国的大家庭生活,天赋给我们练习忍耐的机会,因为在大家庭中,子忍其父,弟忍其兄,妹忍其姊,侄忍叔,妇忍姑,妯娌忍其妯娌,自然成为五代同堂团圆局面。这种日常生活磨练影响之大,是不可忽略的。这并不是我造谣。以前张公艺九代同堂,唐高宗到他家问何诀。张公艺只请纸连写一百个“忍”字。这是张公艺的幽默,是对大家庭制度最深刻的批评。后人不察,反拿百忍当传家宝训。自然这也有道理。其原因是人口太多,聚在一起,若不相容,就无处翻身,在家在国,同一道理。能这样相忍为家者,自然也能相安为国。
在历史上,我们也可证明中国人明哲保身莫谈国事决非天性。魏晋清谈,人家骂为误国。那时的文人,不是隐逸,便是浮华,或者对酒赋诗,或者炼丹谈玄,而结果有永嘉之乱,这算是中国人最消极最漠视国事之一时期,然而何以养成此普遍清谈之风呢?历史的事实,可以为我们明鉴。东汉之末,子大夫并不是如此的。太学生三万人常常批评时政,是谈国事,不是不谈的。然而因为没有法律的保障,清议之权威抵不过宦官的势力,终于有党锢之祸。清议之士,大遭屠杀,或流或刑,或夷其家族,杀了一次又一次。于是清议之风断,而清谈之风成,聪明的人或故为放逸浮夸,或沉湎酒色,而达到酒德颂的时期。有的避入山中,蛰居子屋,由窗户传食。有的化为樵夫,求其亲友不要来访问,以避耳目。竹林七贤出,而大家以诗酒为命。刘伶出门带一壶酒,叫一人带一铁锹,对他说“死便埋我”而时人称贤。贤就是聪明,因为他能佯狂,而得善终。时人佩服他,如小龟佩服大龟的龟壳的坚实。
所以要中国人民变散慢为团结,化消极为积极,必先改此明哲保身的态度,而要改明哲保身的态度,非几句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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