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视野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他能突破当时的思想束缚,提出自己的研究理念,与父亲陈三立对他学业的精心安排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陈寅恪的研究不是天方夜谭的想象,也不是痴人说梦的假设,他的观点总是超越常人的想象,但说起来却头头是道、句句在理,连最顽固的老学究都无法找到辩驳的漏洞。讲起来,陈寅恪的这些做法还颇有些革命家的风范。
除此之外,在文字工具的掌握上陈寅恪也将此精神贯穿其中。传统的历史研究里,国文撰写的文献记载通常都是唯一的论证资料,大多数学者习惯在其中求证历史,但却忽略了其他民族和国家对同一事件的看法。
在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和哈佛大学留学期间,陈寅恪了解到西方历史学领域有一个被称为语言考证的学派,陈寅恪利用自己熟练掌握的十几门外语,娴熟地穿梭于各种外文资料中,将他们的作风吸纳进自己的研究方法,从民族与文化两个角度对历史事件进行剖析,打破了长久以来“就史论史”的单维度研究习惯。这种研究在当时是极具创造性的。
历史不是单面的,历史人物组成的社会自然也不是单面的。为了能将历史考证变得立体起来,陈寅恪运用“史诗互证”的方法,将文学和史学结合在一起共同研究,历史和文学看似毫无瓜葛,但陈寅恪却能自由地徜徉于两大学科之间,不拘泥于某个单独的领域不敢向前,也不会困在某个角落不敢迈步,他自在地漫步其中,一种前所未有的研究方法形成于这一时期。
思想的自由是父亲陈三立赋予陈寅恪宝贵的财富。陈寅恪还是个学童时,父亲陈三立就不要求他应科考、求功名,而是要求他博闻强识、学而有成,因此,陈寅恪并没有参加乡试这般的科举考试,而是在十三岁时便出了国,辗转游历多国后才归国。父亲的这个主张让他跳出了文凭的条条框框,自由地学习各种喜欢而有趣的知识。在哈佛学习时,他曾是著名的“哈佛三杰”之一,但他却并没有在那里获得一张文凭。在他看来,学要能够致用,他在一个著名学府里听遍了所有课程,觉得知识储备足够让他走出校门时,他便离开到另一处重新开始学习的历程,就算这里的学位证书唾手可得,他也不会因为一张证书而停下求学的脚步。用今天的眼光看陈寅恪的经历,他的“任性”似乎有些可笑,但如此率真随性的性格却让他博览全书,而他也因此成为远近闻名的“活字典”,最终成了文史上一个不可多得的大家。
做历史研究的人从来都对“史德”有着执着的追求。这种贯穿于行业中的职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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