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着外藩朝贡,堪合贸易。
等到成化年间,宪宗再想搞海贸揽财的时候,立刻便是群议汹涌。
兵部尚书刘大夏,干脆说出了郑和下西洋害死了上万人的说法——“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夺宝而归,于国家何益?”
此时的朝廷,基本态度已然变成了,海运很坏,谁都别搞。
当然,也正是这个时候,勋贵官吏们的走私,蒸蒸日上。
广东总兵柳景,将麾下军需储备的硫磺、硝石,打包卖去了越南。
南直隶魏国公府伙同浙江海道御史,挪用“余价官盐”,巴巴跑去跟弗朗机人兑换香料。
这种中枢想干都说亏本,朝臣私下又趋之若鹜的情况,一直到武宗皇帝当国之时。
正德三年,海贸事有了转机,一场声势浩大而绵延日久的“禁通之争”,自然而然地开始了。
先是市舶司太监熊宣,一改“市舶司守株而待,无所事事者也”的模样,主动在不是朝贡的时间点,迎接藩船,并且奏请将藩船抽税后上岸。
礼部当头一棒,呵斥其“妄揽事权,令回南京管事。”
但所谓前赴后继,继任的太监毕真,再度上奏揽权,“旧例泛海诸船,俱市舶司专理,迩者许镇巡及三司官兼管,乞如旧便。”
当然,这种出于内廷揽财的动机,立刻被科道回以“不许往来,私通贸易,番舶非当贡年,驱逐远去。”
火一旦烧起来,就止不住了。
此例一开,土官流官、中枢地方、东南沿海,先后下场,掐得是头破血流。
任广东右布政使吴廷举,上奏允许船舶通航,并对往来船舶实施抽分之法;广东右参议陈伯献当即上疏弹劾上司吴廷举,言此举“使奸民数千驾造巨舶,私置兵器,纵横海上,为地方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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