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发,不置可否。
群臣也见怪不怪,这两年皇帝愈发高深莫测,与会时除了开场的提纲挈领外,少有插话的时候,任由大臣们畅所欲言。
皇帝不发话,申时行只能从工作经验出发,给温纯上压力道:“诸州设流官以后,往往十余年之间,反者五六起,前后征剿,曾无休息。”
“温总宪,若是强行将西南改土归流,唯恐事有不成、拉锯反复,平白使得国帑失血。”
“届时,‘浚良民之青血,而涂诸无用之地’的骂名,怕是亦要卷土重来。”
最后这话看着像前宋士大夫会说的,实际上,这是王阳明对于西南的政见。
说句自大的话,本朝在亡天下的背景下立国,对于用夏变夷,比历朝历代都看重得多。
比起将北方蛮族随意迁徙到郡县混居的前汉、惠政过头反使地方胡化的前唐、放任西北被异族整合为西夏的前宋,也只有明朝二祖做梦都想着,将两京一十三省全部儒化为华夏子民。
但即便如此,开国的锐意一失,后人自然而然就保守起来了。
面对田氏作乱,成祖皇帝当即发兵五万镇压,建制贵州;可面对广西作乱邀官的土蛮,英宗皇帝当即表示“省我边费,岂惜一官乎”,而后大肆增设土官。
甚至王阳明这种“夷事通”,也秉持着“流官之无益,亦断然可睹矣”的态度。
究其根本,还是太难了!
改土归流,不是说说而已,牵涉土官流官权力之争,事关汉夷风俗差异,地理也限制着朝廷治理区域的延伸。
设州县之后的十余年里,往往是周而复始的聚众作乱、平叛、诏安、治理、杀官造反…
可谓是旷日持久,劳民伤财。
这种亏多吃几次之后,朝官们改土归流的意愿自然大大降低,甚至宁愿学起前宋,拒绝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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