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让左战比较忌惮的还是天灾问题,史料记载从天启元年往后的三十多年,整个北半球要进入小冰川时期,旱涝交替,民不聊生。可是当时的生产力还是非常落后的,水利设施多已荒废,大部分地区还是靠天吃饭,很多人都挣扎在温饱线以下。如果贸然增加对农民的赋税,势必会对农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最终导致农民起义爆发,这才是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为了尽快的结束这种恶性循环,左战大胆启用了袁可立等一批清吏做地方巡抚,由他们来执行朝廷的政策。
注:袁可立,明代后期著名的清官廉吏和抗金名臣,他的《节寰袁公行状》和岳飞的《重修宋忠武岳鄂王精忠祠记》同时遭满清封杀,气节可见。
左战不想增加对农民的赋税,就必须重开矿税,追加商人的赋税,自知此事困难重重,也预料到会遭到群臣的反对。此时原尚宝司司丞、现任登莱巡抚袁可立回京密报勘探招远一带矿脉的事宜,心想小皇帝心系灾民朝中大臣却百般刁难,逐上前打抱不平,驳斥道:
“钱侍郎此言不合情理,矿税是万历四十五年神宗皇帝下旨增加的,光宗皇帝即位后便下令取消。按钱侍郎的意思,我们现在重开矿税是对光宗的不敬,那么不这样做是不是对神宗不敬?”
袁可立此言一出,钱谦益急欲辩解,袁可立却接着说道:
“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先是任命张居正做内阁首辅,大胆进行一条鞭法改革,使得土地和人口迅速增加,岁入也稳定在每年四百万两。期间出现了三次大规模用兵,神宗都是重启矿税和商业税来弥补财政亏空,才保得大明朝国泰民安。微臣斗胆问在朝的各位大人一句,如今辽东战事吃紧,内地天灾不断,圣上已经调拨内银接济,难道我们不该为君分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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