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来。
“赶紧跑,往西跑,找个地方先躲一阵,避避风头。”他的声音很低但很急促,“我不方便多说,就跟你交待一句,这次是真的要搞你了。”
54、最后一枪 。。。
第一次见到袁城的时候,我才十七岁,正读高中。
那年的北京城发生了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情,这件事甚至轰动了全世界,很多年轻人将自己的前途与国家的命运挂靠在了一起,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跨出了毅然决然的一步。我尤其记得那时刚离开师范没多久的班主任擅自做主停了课,以表对北方运动的声援。但社会事件的爆发远不及停课带来的兴奋更能激动人心,我们虽然在校园里组织起一个N大附属高中学生自治联合会,讨论并传播来自第一线的消息——但其实还是玩乐,三五成群,占据教室的几个边角,打牌,吹牛逼。
说来要感谢北边那帮前辈,阵地战转为拉锯战,顺带着我们的期末考试也延期了。我们每天快活得像秋天麦田里的麻雀,叽叽喳喳四处乱撞,享受无所事事的快乐,当然,偶尔也会弄出一张仿佛能和国家命运挂钩的愤青脸来。
但这等好事并非旷日持久,只不到几周,形势就来了个三百六十度大转弯:课堂恢复了,我们几个所谓学自联的头头也被各自找去谈话,求得父母来校做担保,那做人的尊严仿佛也才随着教学工作一起恢复了。又过了一阵子,我便品出些不对劲的味道来:不但桃花之事彻底与我绝缘,甚至连一处撒尿的兄弟,见我也要绕道了。
这事对我的心里或许造成了一辈子的阴影,只因我从此一生畏出头,恨离群。
然而就在我苦闷不得解的同时,家里却多了个神秘的客人,我爸将已经离家去了武汉的贾君房间收拾出来,于是那人就住与我隔壁。这人皮相好,善交谈,一眼看去就是个学问人,常常一件军绿色的短袖T,套条那时最流行的牛仔裤。他跟我爸很投缘,却不屑与我交流,他们常在饭桌上聊些社会形势和意识形态的问题,我虽无法消化,但渐渐也悟出些什么:这人是把我家当避难所,逃难来的。
对于这件事我母亲坚决反对,因此没少和我父亲争吵,态度强硬,言辞激烈,甚至闹到分居,收拾了细软回娘家一住就是大半年。于是我更加肯定,这人是颗定时炸弹。
这人终归在我家住了半年,临走时颇显意外地送了我一本书——其实那算不得书,这是言论集子,作者叫方什么之,我现在已经忘了——他跨出我家大门时突然转了身,右手手腕抵着门框,给了我一个柔和且文雅的笑,他对我说,要守住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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