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队事多,别看干活不行,打小报告的可不少,还特别爱写思想汇报,一写就是二十多张纸,把自己骂得连王八蛋都不如,开起批判会来一个比一个积极。打个比方,好比把一群狼关在笼子里饿着,大伙都硬撑着看谁先饿趴下,只要有一个撑不住趴下了,一群狼就都扑上去把那条先趴下的狼吃了。”
“所以我们刑事犯看不起这些右派,咱偷东西还讲个‘盗亦有道’,还讲点江湖义气,可他们文化人一旦到了这个份儿上,啥规矩都不讲啦,净想撇清自己,把事往别人头上推。灾年来了,劳改队的粮食定量一减再减,最后减成每天七两毛粮,就是带皮的粮食,右派们谁也不敢喊饿,谁要说个饿字,马上就有人打小报告,说七两粮食就够多的了,咱们这些人对党对人民犯了罪,党和人民宽大了咱们,给咱们粮食吃,你还喊饿,这不是对社会主义不满吗?当然,文化人里也有硬汉子,令尊田先生就算条汉子,右派队二百多号人,拒不低头认罪的只有五个人,他就算一个。田先生自打进劳改队那天就不承认他犯了罪,对管教干部说他到死也是个‘三不’,不承认有罪,不改变观点,不落井下石。妈的,老爷子那股硬劲儿连我们刑事犯都佩服,为这个,田先生可没少受罪,大会批小会斗,关小号,干活多加定额,取消通信权利,田先生一句软话没说。劳改农场干的是农活,种小麦,外人都以为最累最苦的活是拔麦子,其实拔麦子不算最苦,劳改犯们最怕的是冬天挖冻方,东北的冬天零下三四十摄氏度,地冻得比石头还硬,一镐下去一个白印,得用钢钎和十八磅大锤打眼,把洞眼连成一排,再用钢钎撬,那抡大锤可不是谁都能抡的,劲儿使小了没用,抡圆了又没准头,谁也不敢去扶钎,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十八磅的大锤抡到脑袋上脑袋开花,抡到手上、胳膊上就能把骨头砸碎,整个农场光这么砸死的就好几个。”
“田先生算是死不改悔的大右派,需要好好改造一下,就被派了扶钎的活,老先生算命大,只把手砸骨折了,包扎一下还得接着扶钎。唉,罪遭大了。头两年,粮食不紧张,干这种活还扛得住,灾年一来,可就完啦,你想,七两粮食也就塞个牙缝,别说干活,躺着也够呛,大伙浑身浮肿,走道像踩着棉花,东摇西晃的,出冷汗,两眼冒金星。工地离我们宿舍有十几公里,单程走也得一个多钟头,零下40摄氏度的天,肚里再没食,能不死人吗?每天路上也得倒下几个,倒下就没气了。有一次我走着走着也倒下了,当时也不觉得冷了,也不觉得饿了,只觉得身上暖暖的挺舒服,眼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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