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已对于人生和世界的一些管蠡陋见,从这个意义上说,武侠只是起了一个媒的作用。
在中国人的价值观中,仁和义无疑是占有最主要的地位的。传统武侠小说的发轫和繁荣,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草根阶层对仁义的理解和追求。
纵观历史,仁义的起源可谓久矣。从《孙子》中的“智信仁勇严”到孔子的“仁者爱人”,从管子的“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义”是四维中的一维)到孟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无不说明了这一点。一般来说,统冶者“居庙堂之高”,强调的是“仁”,而民间“处江湖之远”更在乎的是“义”;在统治者内部,文臣强调的是“仁”,武将强调的是“义”。
其实,在古代,虽然也将“仁义”作为美德,但其在道德中的地位并不显要,《孙子》中说的为将者要“智信仁勇严”,智,也就是谋略是放在第一位的,义甚至没有提到。宋代以后,“仁”成为君相文人的最高理想和最高荣誉,同样,“义”也成为武人的最高理想和最高荣誉。无论是谁,凡是被认为能做到“仁”和“义”的,后人便将他们推到道德的至高点;反之,做不到或者说是不仁不义的,便会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大到改朝换代、抵御外侮,小到江湖仇杀、个人恩怨,为了做到“仁义”而勇于任事和担当甚而牺牲生命的,被称为“成仁”和“就义”。上对下要仁政,下对上要忠义。其实,这是中国人的聪明之处。中国人对于个人品德的要求其实是并不高的,一个人只要在大是大非有关的问题上做对了,他的个人品德(例如:吃喝嫖赌)的毛病便会被大众忽略。相反,一个人的个人道德学问再大,如果在气节上有亏,不仁或者不义,则他的一切成就会被忽略。为什么呢?因为个人道德再不好,损害的只是个别人,而气节上的失败,会连累到一大批人,甚至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看一下中国的二十四史,文天祥、陆秀夫、史可法们,他们的学问未必比得上秦桧、严嵩。而其身后之名却相差这么多。岳飞、张世杰的战功未必及得了石敬瑭、洪承畴,但千数年来,前者号为忠烈,后者称为汉奸。而历代统治者,为了使臣子死心塌地忠于他们,对历史上的成仁就义的,无不多加颂扬,即使这些是当初是为了反抗他们而死的。远的不说,近代最典型的是康熙为史可法建忠烈祠、为陆秀夫祠题写“忠节不磨”;乾隆诏令修贰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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