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该老宰相所说的道理,其实是站在一个宗主国的角度上,从它的长期利益和大国形象定位考虑的。
这并不能说明沈该老宰相的想法就是愚腐的、保守的。
他是认为,作为一个宗主国,大宋在藩属国面前,应该是一个公道的仲裁者,是一个藩属国的保护神。
实际上,这也是中原王朝对自己的一贯的形象定位。
历史上曾不只一次,有些藩属国发生政变了。
夺取了政权的人,都是马上向宗主国俯首称臣、敬献贡物,诚惶诚恐乞求宗主国认可的。
但是宗主国大多数时候,都是不为所动,反而下旨呵斥。
宗主国会出兵帮助流亡的前朝政权,费大笔军费、伤亡了许多士兵,不求回报地为流亡政权谋求复国。
结果呢?
结果也就那样儿。
完全依靠宗主国才得以复国的旧政权,并不会因此就对宗主国忠心耿耿、感恩戴德。
双方一旦有了利益纠葛,亦或是这个藩属国自己自己翅膀硬了,能单飞了,还是会像一个渣女一样,马上和宗主国翻脸。
所以,杨沅在给天子的奏章中,虽然不方便说的太过赤裸裸,他还是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自己的切身利益和强大的武力,才是维持藩属国对宗主国敬畏忠诚的根本。
所以,一切当以我大宋切身利益为先。
这些意见,是很符合摄政王赵璩的观点的。
倒不是因为他对杨沅盲听盲信,而是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儒家教育的失败者,是一个离经叛道的人。
正因为他的价值观与杨沅天然符合,所以才性情相投、一拍即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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