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埋伏于国民党的间谍,证明不了他作为共产党对抗日军的间谍活动,反倒会让他的情况变得更加危险,也不能用。”
现有的证据都用不上,不过还好,原告方也只有证人证词,证据也不充分,扯皮还能再扯一段时间。
在马共战友都作证过后,轮到水苓。
“首先,原告的陈述并不属实。我丈夫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所有行为全都是为了打击日军,他和日军的联系是为了军事战术上的需要,为了有效打击日军而获取军事情报,没有参与日军的迫害行为,和日军仅仅只有联系而已。”
“我丈夫在抗日战争时期对于日本军的仇恨和打击是有目共睹的,他从新加坡沦陷时就曾参加星洲义勇军,随后转入热带雨林,展开针对日军的游击战,这些不仅有他的战友可以证明,我方提交的信件也可以作为证据。”
“在日本攻占马来亚期间,他还曾带领游击队对抗日军,甚至因此被日军悬赏追杀,救出被日军关押的英澳俘虏,援助他们食物与衣物。如果您方可以找到马共所提交的英澳俘虏名单或者当时日军悬赏赵奕真的通缉令,这些也可以作为证据证实他的立场。他作为一名抗日军人,被污蔑成日军共犯实在是一种莫大的侮辱,我作为他的妻子对于这样的污蔑感到寒心。”
“最后,我作为本案的证人,保证向法庭如实供给证言,如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作证,愿负法律职责。”
庭审一结束,徐谨礼又被带走,水苓未能和他多说两句话。
在为这件事奔波的过程中,她按照徐谨礼所说,将大部分贵重物品换成了钱,将资产慢慢转移到美国的账户上。
庭审一周后,英军又突然来到她所在的宅子里,以搜查为由将家中翻得乱糟糟一片,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进行掠夺,贵重物品全被带走。
水苓为了不暴露自己还有不少积蓄的事实,在徐谨礼朋友的介绍下去华中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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