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躲着他们。他的整个住宅里只有一本书:《一八八一年维也纳医院最新处方》[9]。他去看病人,总要随身带着这本小书。一到傍晚他就到俱乐部去打台球,他不喜欢打牌。他在谈话中很喜欢用这类字眼:“无聊之至”,“废话连篇”,“故布疑阵”,等等。
他每个星期到医院里来两次,查病房,看门诊。医院里完全不用消毒方法,放血用拔血罐,这些都使他愤慨,可是他也没有运用新方法,怕的是这样会得罪安德烈·叶菲梅奇。他把他的同行安德烈·叶菲梅奇看作老滑头,疑心他有很多的钱,私下里嫉妒他。他恨不得占据到他的职位才好。
那是春天,三月底,地上已经没有积雪,椋鸟在医院的花园里啼叫了。一天黄昏,医师送他的朋友邮政局长走到大门口。正巧这当儿犹太人莫依谢依卡带着战利品回来,走进院子里。他没戴帽子,一双光脚上套着低腰雨鞋,手里拿着一小包人家施舍的东西。
“给我一个小钱!”他对医师说,微微笑着,冷得直哆嗦。
安德烈·叶菲梅奇素来不肯回绝别人的要求,就给他一个十戈比的银币。
“这多么糟,”他瞧着犹太人的光脚和又红又瘦的足踝,暗想,“瞧,脚都湿了。”
这在他心里激起一种又像是怜悯又像是厌恶的感情,他就跟在犹太人的身后,时而看一看他的秃顶,时而看一看他的足踝,走进了那幢厢房。医师一进去,尼基达就从那堆破烂东西上跳下来,立正行礼。
“你好,尼基达,”安德烈·叶菲梅奇温和地说,“发一双靴子给那个犹太人穿才好,不然他就要着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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