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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叹口气,“要希望现在的人有脑筋,那可是休想!”
他就叙述过去的生活是多么健康、快乐、有趣,从前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多么聪明,他们对名誉和友情有多么高尚的看法。借出钱去不要借据。朋友遭了急难而自己不出力帮忙,那是被人看作耻辱的。而且从前的出征、冒险、交锋是什么样子啊!什么样的朋友,什么样的女人!再说高加索,好一个惊人的地区!有一个营长的妻子,是个怪女人,常穿上军官的军服,傍晚骑马到山里去,单身一个人,向导也不带。据说她跟一个山村里的小公爵有点风流韵事。
“圣母啊,母亲啊……”达留希卡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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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们怎样地喝酒!我们怎样地吃饭啊!那时候有多么激烈的自由主义者!”
安德烈·叶菲梅奇听着,却没听进去。他一边喝啤酒,一边在想什么。
“我常常盼望有些聪明的人,跟他们谈一谈天,”他忽然打断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的话说,“我父亲使我受到很好的教育,可是他在六十年代的思想影响下,硬叫我做医生。我觉得当时要是没听从他的话,那我现在一定处在智力活动的中心了。我多半做了大学一个系里的教员了。当然,智慧也不是永久的,而是变动无常的,可是您已经知道我为什么对它有偏爱。生活是恼人的牢笼。一个有思想的人到了成年时期,思想意识成熟了,就会不由自主地感到他关在一个无从脱逃的牢笼里面。确实,他从虚无中活到世上来原是由不得自己做主,被偶然的条件促成的……这是为什么呢?他想弄明白自己生活的意义和目的,人家却什么也说不出来,或者跟他说些荒唐话。他敲门,可是门不开。随后死亡来找他,这也是由不得他自己做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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