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条质地精良的领带,到上海,又为每人定制了一枚石料上乘的中文印章。当时,光把那一长串的鬼名字译成中文,就把我累个半死。从中国归来后,某晚她给我打来电话,激动异常地嚷嚷开:“早晨来上班,吓了我一跳,公司的着装规定是休闲装,可今天一个个却西装革履,阴阳怪气地冲我笑。原来系的领带都是我送的,老板节他们合伙算计我。而且交来的文件都不署名,加盖中文印章,我哪看得懂,你说年终奖该不该扣他们几个百分点?”
想象那个场景,我不禁感叹老美的幽默。凭借多年的了解,我毫不奇怪文迪在公司的受欢迎程度。除了工作,她爱好健身、旅游,帮朋友看孩子还倒搭钱,甚至还照顾她潦倒的父亲。她拿手的还包括做红娘,帮朋友成了好几对。就是这样一个人,人生目标居然是不被人打!我作为朋友,消化起来真不容易。
朋友小敏也非常不解,她爸打的是她妈,又没打她,这么多年了,她怎么还认定男的都打人?退一步讲,有人动手再跑也不晚,何必心中一想就逃之夭夭呢?面对我们的疑虑,文迪一次次耐心地解释,她的理想就是不想被男人打。单身不等于寂寞,结婚不等于不孤独,尽管选择的是一种有缺憾的生活,但她能熟练地驾驭它,无悔无怨。
人生有很多真相,也有很多假象,难得糊涂最好,我们也就不再好心地难为她了。但是一件事的发生使我改变了主意。那是2010年暑假,文迪又和我一起去香港。有人向她推荐了一家制衣店,我们慕名而去,衣服果然漂亮,她立刻选中了好几款。半成品出来后,店老板指挥一个瘦小的老师傅帮她试穿,然后精心地比量、画线、别针,围着她忙得团团转。尽管店里空调冷得刺骨,她却大汗淋漓,勉强配合着完成两套,就死活不干了。裁缝和老板面面相觑,规劝无效只好作罢。
从店里出来,我不解地责问她一番,她的回答令我大吃一惊:“我害怕那裁缝。”“怕他什么?”“怕他离我太近到处乱碰。”“喂,那不叫乱碰,那叫有目的地碰。他如果不那样,怎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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