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个关键词也成为台大的使命。台湾大学既要成为一个“学术机关”,也要担负起台湾高等教育的责任,同时对于台湾建设的协助也不应该放弃。基于这种认识,傅斯年着手开展了一系列改革,目标是将台湾大学建设成“第一流的大学”。
很显然,第一流的大学首先要有第一流的教授,正如傅斯年的恩师蔡元培当北大校长时所说:“学校的好不好,糟不糟,只是一句话:人才集中不集中”。傅斯年在心底,已经是把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当成了台大的模板
但是,傅斯年的“人才集中”战略难度很大。战火不断,政局动荡,众多大陆学者才安居未久,不想再迁徙。因此,傅斯年不仅未能邀请到一些著名学者赴台任教,连一些原在台大任教的著名学者也未能留住。如动物系主任朱洗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于1949年初回到上海,未再返校;数学系姜立夫教授与土木系陶葆楷教授(曾任清华大学土木系主任)于1949年暑假离台赴穗,任教岭南大学;政治系萧公权教授(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则于该年底前往美国;植物系主任李惠林(中研院院士)也于第二年暑假后前往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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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9章 掌印台湾大学 (第2/2页)
傅斯年曾给他至为佩服的老友——陈寅恪发了聘书,并替他申请台湾入境证,但陈寅恪最终却选择长留岭南。
不过,这难不倒傅斯年,因为他手中毕竟还有一张王牌,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在中研院14个院所中,历史语言研究所是唯一一个整体迁台的,或许这全赖于所长傅斯年强大人格魅力。
再加上陆续渡海迁台的部分学人,1949年2月底,台湾大学的教授终于有了一个较为系统的班子,史学系有张贵永、方豪、李济、姚从吾、刘崇鋐、劳干,中文系有董作宾、伍俶、毛子水、孙云遐,外文系有英千里、沈亦珍、张肖松,物理系有周长宁、陈尚义,法律系有梅仲协、曾伯猷、林彬……可谓人才济济。
傅斯年还有一招:借。他跑到台湾师范学院,找院长刘真商量“借将”,于是延揽到岳长奎、范传坡等几位教授。而台大教授如沈刚伯、台静农、劳干、屈万里等人,也开始到师院兼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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